新世紀以來，世界經濟發展遲緩，各國普遍將教育支出與消費作為教育活動和經濟活動的重要環節，重視其在促進經濟增長、提高生產力、增進個人和社會發展、降低社會不平等中的戰略性作用。分析全球教育支出與消費趨勢，或許能對我國教育的供給側改革有所啟發。

　　世界經濟持續低迷，眾多國家的財政支出能力和教育收入水平受到嚴重影響。在國家經濟發展遲緩的財政困境下，主要發達國家仍將確保教育財政持續增長、加強人力資本投資、增加教育支出與消費作為應對后金融危機調整和提高國家競爭力的重要舉措。

　　據世界銀行統計，2012年至2015年，全球教育支出的復合增長率為7.3%；2015年至2017年，該增長率將會保持在7.5%。其中，幼兒園到高中（K-12）的教育支出最為顯著，占比近60%，其次為高等教育，占比25%。

　　家庭非正式教育支出呈井噴式增長

　　比較發現，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的國家，都在資源和政策方面向教育領域傾斜，長期致力于提高勞動力素質，調整經濟發展中的人力資源結構。增加教育投入與消費，被視為提高勞動生產力、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促進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并最終實現經濟發展的“金鑰匙”。

　　近年來，全球大多數國家教育公共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大幅增加。其中，發達國家或高收入經濟體的教育公共支出比重均在7%以上。

　　與此同時，教育私人支出出現全球性普遍增長。據統計，發達國家平均有0.3%的增長。此數據所揭示的私人支出，僅包含社會或家庭付給正式教育組織的費用；而私人其他教育相關支出，如額外圖書費、聘請家教費、課外活動費、擇校費等數額更大，但因缺乏標準化統計方法而被排除在官方數據以外。

　　根據各國研究者的小范圍統計，家庭非正式教育支出已呈現井噴式增長。值得注意的是，私人支出的增加并不意味著公共支出的減少。相反，近年來，發達國家兩類教育支出基本實現了同向增長。

　　發展性教育消費支出比重不斷上升

　　教育支出具有投資性和消費性雙重屬性。一般而言，公共支出更多被看成是一種投資，而私人支出則具有多重性質。從私人支出所折射的家庭行為意向看，投資性支出和消費性支出極為不同。

　　在發展中國家，如越南、印度、巴西、智利等，教育私人支出（尤其是家庭層面）更多被視為一種可以獲得利潤的投資。受經濟發展水平制約，除了可預見的、未來可折現的人力資本購買，人們不會有更多的支出用于教育。

　　在轉型中國家，如俄羅斯、墨西哥、南非等，經濟發展帶來教育的私人支出增加，但由于國家層面的發展戰略與社會、家庭、個體的發展戰略仍存在層次上的差異，私人支出增加的份額仍然集中于“為獲得更多收益而進行的必要支出”。通俗地講，這些教育的私人支出，反而不恰當地豐富了“應試教育”相關產品。

　　在發達國家，教育對于國家和民族的戰略作用普遍獲得了社會心理層面的認同。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國民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教育逐漸具有了娛樂和消遣功能，一部分學習者繼續更高層次的學習，不只是為了投資學歷學位或渴求未來薪酬增長，而是出于自覺，即某一時間段內，學習所帶來的個人滿足感和幸福感高于結婚生子、旅游購物、技術培訓等其他活動。由此帶來了教育支出的結構性轉型，即發展性的精神消費支出占教育私人支出的比重愈來愈大。

　　消費性支出是教育財富的核心

　　人們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尤其是中等高收入階段后，人均收入水平直接促進恩格爾系數（食品支出占個人消費支出的比重）的下降和生活消費質量的提升。

　　美國農業部公布的數據表明，美國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在5%至10%之間，英國和韓國在10%至15%之間，法國、巴西和日本在15%至20%之間，屬于極為富裕的生活水平。

　　這些國家都將教育產業納入國家現代產業結構，形成整體性、配套性教育價值鏈，挖掘教育行業潛力，擴大消費性需求占總教育需求的比重，引導社會和家庭生產和購買更多優質的教育消費品。

　　很多國家越來越重視人口作為消費性支出核心驅動力的作用，挖掘教育財富源泉，利用人口的“量”的紅利，增加國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表明，發達國家或高收入經濟體均在11年以上。其中，美國、德國最高，為12.9年，澳大利亞為12.8年。美國“教育經費隨人（口）走、教育補助隨（學）生走”的政策，可能對公民受教育的持續性有所裨益。

　　同時，一些國家在釋放人口“質”的紅利，在人口增速放緩甚至下降的背景下，注重在有限的人口基數中，挖掘無限的差異化需求。例如，近10年來，日本社會“少子化”被認為是拖慢經濟發展速度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教育私人支出不減反增。日本政策金融公庫對教育支出占家庭總支出比重的調查發現，教育支出已經達到家庭總支出的37.7%。

　　供給改革激發教育內需潛力

　　10余年來，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發展中國家，因為大批學生出國留學而轉移到境外的教育消費急速增加。面對類似情況，阿聯酋鼓勵性地引入制度，吸引大量境外高校展開合作辦學或獨立辦學，將由此產生的教育消費從境外轉至境內。

　　各國都面臨著升級的消費需求在現有教育供給體系中得不到較好滿足的問題。教育內需潛力的源泉根本上取決于供給端，而制度是影響教育供給水平、質量和結構的重要因素。

　　從宏觀來看，不良的制度導致供給抑制，繼而導致需求抑制；好的制度則有利于供給創新，繼而影響需求變革。

　　從長期來看，供給能夠創造需求，尤其是新供給能夠創造新需求。在美國，人們以往對傳統課堂的期望局限于教師與黑板，而現在的數字傳媒系統不斷超越人們的認知，部分學校已經采用的數字交互演示平臺甚至已經實現了遠程互動教學。在新加坡，政府推出“全民再教育”計劃，征收公民收入的4%，用于每年100小時的學習，其中60個小時用于職業培訓，40個小時用于興趣學習。

　　同時，對教育供給方的監管、稅收、投融資政策，直接影響到教育供給的制度成本，以及相關教育產品的可消費性。

　　近年來，國際經濟發展持續低迷的復雜背景下，發達國家政府對高等教育院校的投入比重明顯低于大學本身的學費收入。這得益于歐美大學所享有的市場定價、自主收費權，無論是私立大學（營利性和非營利性）還是公立大學的學費都開始快速增長，成為除政府投入以外，大學的另一個重要的教育投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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