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記者臥底一個高考替考組織，湖北高校多名大學生加入，試圖通過充當“槍手”牟利。據了解，像武漢一些“985”、“211”高校，考上的話，最低層級的槍手也能拿到七八萬到十幾萬報酬。記者已向當地警方報案。（6月7日《南方都市報》）

　　在武漢幾所重點高校，“槍手”招募廣告屢見不鮮。不論是自考，還是英語四六級，抑或高考，替考已經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鏈條。高考替考之所以引發廣泛關注，就在于與其他考試相比，其社會危害性更大。高考作為一種人才選拔的制度化手段，承載著公眾關于知識改變命運的厚重期望；一旦機會平等得不到保障和捍衛，高考的價值就大打折扣。

　　收買“槍手”的買家和“槍手”互惠互利，卻破壞了教育公平，損傷了高考的嚴肅性和權威性。替考通過弄虛作假的手段，催生“劣幣驅逐良幣”，讓一些考生通過作偽的手段獲取了他原本得不到的教育機會，而讓其他遵守高考紀律的考生遭遇利益剝奪和情感傷害。此外，替考切割了高考的公信力，進一步加劇了“信任荒”。

　　昔日的高考考生，今日的 “槍手”，這樣的角色反差和底線失守，讓人痛心不已。面對“槍手”招募廣告，少數大學生為什么會“集體淪陷”？大學生利用考試技能“尋租”，源于制度敬畏和規則意識的淡漠，源于對公平正義缺乏篤定的文化信仰和價值追求；一旦有機會利用制度和監督漏洞牟利，就將公平正義拋在腦后。

　　“槍手”要得到學生家長和替考組織者的信任，首先自己還要有一個讓人信服的高考成績。換言之，在激烈的高考競爭中，這些“槍手”大都取得過不俗的成績，進入了一所比較理想的高校。作為高考制度的受益者，“槍手”理應明白高考對于促進社會公平、加速社會流動的重要意味，為何還要鋌而走險地破壞曾經給自己帶來希望和光亮的高考？

　　大學生在成為“槍手”之前，會有一個反復比較、左右權衡的理性選擇過程。從成本上看，現行法律規范對替考處罰涉及不多、力度不夠導致違約成本過低；從收益上看，少則數千元多則數萬元的收入，對于大學生來說頗具吸引力。更為關鍵的是，“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大學生心甘情愿淪為“槍手”，根源于價值追求的錯位和迷失。

　　不論是試圖迅速獲取財富的投機心理，還是“破窗效應”下的跟風、從眾心態，抑或“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麻木與冷漠，當大學生可以為自己的失范行為找到理由，哪怕是自欺欺人的理由，替考也就逐漸產生了。如果大學生不能在是非對錯上建立有效的隔離帶，替考的非正義性就得不到應有的重視， “槍手”的出現就難以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