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教育改革尋找新的動力源

　　尊重基層的首創精神，要讓離實踐最近的人有決策權、處置權，發揮依法治教在推進未來教育改革的支點作用。

　　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上海教育學會會長尹后慶是一個“老教育人”。對于教育體制改革30年所帶來的變化有著直觀感受。上世紀80年代，尹后慶分管上海郊區的農村教育，那時他感覺上海郊區教育遇到的問題很多。比如，那時強調每個兒童有接受教育的權利，教室里必須要有其座位，但通過發展，座位是有了，但一間教室往往有60個孩子。現在，幾乎每年尹后慶都會去中西部地區檢查義務教育落實情況，每次檢查，他對中西部教育發展有種恍如隔世之感。

　　但巨變的背后，是人們對于教育的繼續發展、改革的重新出發，存有普遍焦慮。“當前教育進入內涵發展階段后，學校正在成為改革發生的策源地，我們不能把學校僅僅看作是行政部門的附庸。而應當把促進學校變革作為我們教育改革的著力點。”尹后慶說，“我們今天改革的核心目標必須聚焦到更加關注學生和學生的學習體驗上。”

　　“孩子們學習很痛苦，這個痛苦并不只是時間的長短。”前不久，一個非常愛好文學的高中女生告訴尹后慶，她所在的學校老師上語文課時要求學生：“當你看到一首唐詩就要想到從4個角度分析”。

　　“我們不是讓孩子去賞析唐詩，讓她去感悟和欣賞唐詩的美，以及流淌在詩歌中的靈性。而是用結果來制約過程的教育其實并不符合我們孩子的身心發展特點。”尹后慶認為，“我們的教育改革應更加關注學生的學習經歷，更加關注教師的改革自覺，更加關注學校和學校教育的全過程。”

　　與尹后慶的觀點相似。“改革的動力和活力來自基層。”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常務副主任范國睿說，回顧1984年至1985年中共中央先后出臺的經濟體制改革、科技體制改革、教育體制改革的3份“決定”，其實都源于當時的基層改革實踐。比如，安徽鳳陽小崗村18位農民悄悄進行的包產到戶試驗，拉動了中國包產到戶政策的實施。

　　除了改革要格外尊重基層的首創精神外，范國睿還注意到依法治教或是撬動未來教育重新出發的另一個支點。但是，對于管辦評分離中讓廣大中小學校“獨立行走”，范國睿表示擔憂：管辦評分離的關鍵，在于突出學校法定主體責任和義務的法定屬性，要讓學校在法定監管范圍內依據法律賦予的義務和權利合法組織實施教育改革活動。給學校充分的辦學自主權，并不意味著改革就能獲得成功。如果沒有強大的學校能力，只是簡單強調自主管理，并且放手讓那些不具有職業資質的校長獨立行使職權，對于學校教育來說，或將是一種災難。

　　“我們已經走得太遠，以至于忘記了為什么而出發。”研討會當天，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會長瞿振元引用黎巴嫩詩人紀伯倫的這句詩，嚴肅地發問：我們打算把一個什么樣的教育帶入全面小康社會？

　　“既往的改革經驗證明，教育部門的規章不是法律，很難協調同級政府內部教育行政部門和人事、財務及其他部門間的關系，因此很難明晰學校、社會、政府之間的權責邊界。”范國睿說，“如果國家層面有一種切實有效的制度安排，能把與教育改革與發展相關的利益攸關方真正協調起來，推動教育領域的綜合改革，許多教育難題或許能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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