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首頁 > 正文

“給教材挑錯”挑出什么真問題？

發布時間:2015-11-20 09:41:19

瀏覽量:

分享到:

　　古人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比教材出錯本身更可怕的是對教材的迷信。這就要求教師、學生要敢于質疑，從質疑中找到書本、教材的錯誤。即便沒有找到錯誤，質疑和解惑的過程也是知識的積累，學識的進步。

　　從這次“給教材挑錯”事件中，我們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啟迪。其一，它彰顯了質疑精神的可貴，不因有既定結論存在，而一味盲目地追隨。每個人都是與眾不同的個性的存在，都有著鮮活的個體價值，將質疑精神和個性價值充分發揮，教育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才會更有生機和活力。其二，它讓思考這個重要的學習環節的價值得以展現。古人云，“學而不思則罔”。這告訴我們，學習和求知，僅僅進行信息占有是不夠的，在占有的基礎上，還要善于自我總結、提煉、反思，各種知識才能牢固地沉淀在大腦中，讓思維更為開闊，完成更為扎實的積累。其三，質疑更能培養創新型人格。在學習中，記憶僅僅是第一步，創新和創造才是最終目的。當我們將對專家的質疑和批評，當成了學習的常態，從而提出與眾不同的邏輯性推理，就算最后沒有達成立竿見影的創新成果，但每一次推理都是一次創新性思維的激活，久而久之，就容易養成創新型人格，為未來的創新、創造打下堅實的思維基礎。

　　盡管很多人都知道質疑精神的重要性和價值，但由于當下的教育評價更注重標準答案，由此導致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質疑和批判精神都顯得不足。在這種大背景下，這位教師對教材的“質疑”，顯得更有價值。不管這次質疑最終能達到何種效果，他已經用自己的行動給其他教師和學生做出了一次很好的示范：質疑能力和批判精神無比重要。“行不言之教”，這種教育成果，或許比教會學生知識本身來得更為重要。

　　巴爾扎克說過，“打開一切科學的鑰匙無疑是問號”。但是，僅僅認識到質疑和批判精神的價值還遠遠不夠，更應該將這種意識的培養落到實處。在筆者看來，我們的教育要嘗試多元評價，讓充滿個性的孩子也能在高考之類的權威評價中得到激勵。如此一來，教師才會放開手腳，孩子才敢大膽質疑。教育工作者也應該多搭建“質疑舞臺”，多提供寬松的發展環境，多激活孩子的批判性思維。對于學生們來說，在創造和質疑方面，要多一些自信從容，要敢于說“不”，不要被一些所謂的權威束縛住了思維。（耿銀平作者系媒體評論員）

嚴把教材質量關呼喚“深耕細作”

　　教材不僅關乎學生們的知識學習，也關系到他們精神世界的發育和建設。教材出現常識性錯誤，不僅損傷學生們的教育權益，也會給他們精神家園的培育帶來負面效應。面對部分教材質量欠佳的現實，施兵老師沒有袖手旁觀，而是通過細節推動的方式，來引起教育部門和公眾對教材質量的關注，這樣的行為當然值得點贊。

　　作為一種表達手段，“給教材挑錯”見證了一位教師的良知堅守和價值追求；面對“給教材挑錯”，教育部門尊重和回應了施兵老師的意見和訴求，并且要求有關出版機構及時地“亡羊補牢”，采取補救措施。從這個角度上說，“給教材挑錯”一事實現了教育主管部門和普通教師的一次良性互動。

　　公益人士、“免費午餐”發起者鄧飛曾說，“當下有很多社會問題，但我們不該只是抱怨或者指責，我們還可以行動起來，聯合各界，尋找解決方法”。提升教材質量，既需要更多的公眾參與“給教材挑錯”，也需要教育主管部門加強業務指導和監督管理，當然更離不開直接責任方——教材編寫者的“深耕細作”。

　　近年來，“給教材挑錯”多次進入公眾視線。從直接原因上看，在“互聯網+”不斷深化的當下，普通人以往難以獲得足夠關注的“沉沒的聲音”找到了更多表達的出口；從深層次上講，在消費主義文化邏輯的影響下，一些教材編寫者被商業目的遮蔽住了雙眼，部分教材的質量底線被越拉越低，有的甚至進入“只講數量不講質量，只講經濟效益不講社會責任”的怪圈。

　　教材出現常識性錯誤，與教材編寫的功利化不無關系。當商業資本的逐利邏輯遭遇浮躁的社會心態，教材的粗制濫造也就難以避免。脫離了真誠的態度、真實的力量這一根本，教材編寫難免就會“輕率而糊涂”。在工具理性的驅動下，“錢袋滿當當、腦袋空蕩蕩”的人們賺得盆滿缽滿，卻給學生帶來消極影響甚至是誤導。

　　教材的背后，隱藏著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系圖譜。教材作為一種特殊產品，容不得竭澤而漁式的利益變現。說到底，一本優秀教材既需要編寫者“深耕細作”，也離不開一套成熟完善的審定、監督、糾錯機制。只有將質量意識和品牌觀念融入教材“編寫者—讀者”的各方面和全過程，“給教材挑錯”這樣的案例才會越來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