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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之邀，200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勒克萊齊奧10月18日與著名作家余華在北師大以“想象讀者與作家的寫作”為主題進行了對談；19日，在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主持下，他發表了“相遇中國文學”主題演講。

　　勒克萊齊奧1940年生于法國尼斯，是法國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以反思現代文明著稱，代表作品有《訴訟筆錄》《烏拉尼亞》《看不見的大陸》《流浪的星星》等。在京訪問期間，他接受了本報文化周末的專訪。

　　作家應為“饑餓的人”寫作

　　勒克萊齊奧在小說《烏拉尼亞》中，講述了一個叫做“坎波斯”的現代烏托邦，這里的居民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孩子們不會面臨人性的壓抑，烏托邦甚至特意為人們“仰望天空”而設立了一個節日。小說里有這樣一個細節：少年拉法埃爾因迷戀上仰望星空而日漸封閉自我、遠離人群，烏托邦領袖賈迪素來和善，卻為此事發了唯一一次火。賈迪教育少年：“對我們來說，天空和大地一樣重要，但它并不比大地更重要。”

　　“烏拉尼亞”一詞來自希臘神話，原意為天文女神，小說中引申為“天上的國度”。然而這座“天空之城”又深深扎根于大地，扎根于我們每個人所日夜歌哭的社會現實。隨著小說敘事的推進，這個烏托邦終究沒能逃過現代社會資本權力的觸角，不得不在現代文明的圍剿下去尋找新的出路。

　　知識分子與社會間的某種互動，在小說敘事的推進中徐徐展開。有人說，這是知識分子在“線性歷史進步”的話語形態前，為時代布置的寓言。

　　文學批評界將勒克萊齊奧連同201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迪亞諾一起，歸入“新寓言派”的范疇。勒克萊齊奧笑稱：“文學流派的劃分是批評家的視角，我自己也不清楚‘新寓言派’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同時他一再強調，小說創作不應陷入自我欣賞、自我封閉的狀態。在與余華的對談中，勒克萊齊奧提出，自己作為作家的基本目標是為“饑餓的人”而寫作，這種“饑餓”不僅僅是物質上的饑餓，更是一種文化上的饑餓。“中國當代文學有許多從事現實主義創作的作家都在為饑餓的人而寫，遺憾的是，法國當代文學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偏離了這個目標。”中國傳統士大夫素來有“言志”與“載道”之辨，勒克萊齊奧似乎已于不經意間在這一中國傳統的二元對立命題中作出了自己的價值判斷。

　　談起中國當代文學，勒克萊齊奧毫不掩飾自己對于莫言作品的喜愛。勒克萊齊奧說：“莫言作品里有一種對于當下問題的尖銳的表達。我非常欣賞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中的‘介入’姿態，這種‘介入’非常可貴，它不是政治的介入，而是一種社會的介入。而這一點恰恰為法國當代文學所欠缺：法國當代文學界有一部分作家陷入自我欣賞、自我陶醉的寫作之中，還有一部分陷入自我懺悔的寫作。我認為這兩種作品的價值總是有限的。”

　　上述一席話，倘若放在俄國形式主義者或法蘭克福學派等文學“自律”論的堅持者眼中，未免有些幼稚和廉價。然而問題并非這么簡單。在與余華的對談中，當主持人問起“作家是否應當為讀者而寫作”時，勒克萊齊奧答道：“作為作家，‘為讀者寫作’這個概念未免太大。但每個作家又都是在為讀者寫作，這個讀者就是他自己。”

　　“面向社會”與“回歸自我”的邊界，正在不斷被重新丈量。

　　“薩特和加繆的時代過去了”

　　勒克萊齊奧提到自己對于文學作品中“介入”姿態的欣賞，而“介入文學”的概念來自于薩特。在薩特眼中，西方十九世紀以來的唯美主義、象征主義、“為藝術而藝術”等文學思潮走的是一條自甘墮落、自我毀滅的路，這些思潮看似極力主張文學的自主性，但卻切斷了文學與社會的聯系，使文學陷入不再有讀者群的危機之中。薩特強調作家的社會責任感，認為文學應當傳達“自由”，并畢生身體力行著自己“介入文學”的主張，成為一代西方知識分子的典范。

　　但是，勒克萊齊奧說：“薩特和加繆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白俄羅斯女記者阿列克謝耶維奇，被視作非虛構文學發展進程中的又一個里程碑。阿列克謝耶維奇在重大社會事件之時記錄真相、記錄小人物在這些悲劇中的痛苦，為社會所稱道。勒克萊齊奧雖然也以文學之筆書寫社會悲劇中小人物的痛苦，但是，他的“介入”似乎僅限于文學層面，面對重大社會事件，很少在公共話語空間進行公開的發言。加之“薩特和加繆的時代已經過去”的論斷，勒克萊齊奧作為知識分子的身份受到了一些爭議。

　　現代知識分子的概念有兩個源頭，其一是俄國，其二便是法國。十九世紀末，法國的一位猶太人上尉因其民族身份而被構陷入獄，引發了知識界的強烈抗議。文學家左拉向法國總統起草信件控訴此事，引發一系列的連鎖社會反應。其后，政治家克列孟梭撰文，率先用“知識分子”一詞肯定左拉等人的批判意識、社會良知和尋求正義的勇氣。從這一意義上來看，法國可被視作知識分子的故鄉，具有悠久的知識分子傳統。

　　薩義德將在《知識分子的代表》一文中寫道：“我在閱讀薩特或羅素的作品時，他們特殊的、個人的聲音和風范給我留下的印象遠超過他們的論點，因為他們為自己的信念而發言，不可能把他們誤認為籍籍無名的公務員或小心翼翼的官僚。”

　　從薩特在“五月風暴”中的街頭演講到加繆對于蘇聯極權主義的激烈譴責，從福柯的電視論辯到羅蘭·巴特對于消費社會中文化現象的批判分析，法國知識分子在西方知識分子的文化傳統中，體現出極為突出的公共性。而勒克萊齊奧在公共話語領域的“缺位”，似乎使他成為這一法國知識分子傳統的“局外人”。

　　這個“局外人”仿佛也正是一個矛盾體：當他批評當代法國作家“自我欣賞”、“自我陶醉”的封閉姿態時，他扮演著薩特繼承人的角色；而當他消失于社會公共話語空間之時，他似乎又成了薩特的反叛者。

　　“我有自己發聲的方式”

　　《烏拉尼亞》中還描寫了一個在烏托邦“坎波斯”之外的知識分子群體。這群“專家”無心學術又喋喋不休，爭權奪利又相互傾軋，頗類《圍城》中的知識分子群像。勒克萊齊奧與喧嘩的場合刻意保持著距離。

　　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薩特和加繆當年面對的問題至今仍然沒有解決。在回應“薩特和加繆的時代已經過去”的疑問時，勒克萊齊奧說：“現在法國的知識分子已經跟以前不太一樣，那種上街宣言式的表達方式已經沒什么用了。對我來講，一旦有需要，我并不拒絕站出來發聲，只是我會選擇不同的方式。我并不認為人人都必須向薩特一樣去上臺、上街演講，我的性格會使我換一種表達方式，我不愿意當著很多人的面去表達我的觀點。”

　　切爾諾貝利事故的真相留下了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名字，事實上，它的背后還有更多的名字。在那場核泄漏事故中，一位俄國物理學家拍攝了一段視頻，記錄下一群救災士兵犧牲的悲劇。但由于當時法國正大力發展核電事業，這段視頻在法國的電視臺遭禁。勒克萊齊奧找到法國當時核電事業的總負責人進行交涉，明確提出應當公開真相，避免這樣的悲劇再次發生。

　　“有一些人認為所謂的公共話語空間，最重要的就是在電視里的一種現身。這樣就造成一種假象：有人經常在這種公共空間中說話，似乎對什么都明白，對什么都可以發表主見。好像誰講得多、講得響，誰就有道理一樣。但實際上情況并不是這樣,我有意與這樣一種公共話語空間拉開距離。電視里總說話的人未必比不說話的人更有道理。”勒克萊齊奧如是說。

　　可以說，勒克萊齊奧既是社會權力的“局外人”，也是法國知識界公共性傳統的“局外人”。以這樣一種“局外人”的姿態和自己的方式不斷介入，確乎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一種令人尷尬的境地。

　　法國知識分子從總體上來說對于現代媒介的公共話語平臺并不排斥。勒克萊齊奧承認，他們中的很多人一方面充分利用這種公共平臺，另一方面同時保持著嚴肅的內核。“我們之間是兩種不同的方式。只要這些是真正從他們心里發出的聲音，我當然持尊重的態度。但我有自己發聲的方式。這就是世界。”

　　勒克萊齊奧今年在南京大學任教，與南大的學生共同完成一本中國詩選的閱讀。他熟悉李白的詩歌。

　　“問余何意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談及法國知識分子對待公共話語平臺的不同態度，勒克萊齊奧如是引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