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記當年編全集，眾說紛紜起雜音。

　　勁老一文作定論，陶公遺著世人欽”。

　　本文略談勁夫老對陶行知研究的貢獻，以饗讀者，也為勁夫老獻上一瓣心香。

　　1930年，年僅16歲的勁夫老經南京高等師范學校畢業的鄧西亭介紹，偕弟弟張?。ㄔ逃奎h組成員、原中央教科所負責人）奔赴南京曉莊學校，成為曉莊的一名末期學生。談及最初奔赴曉莊的動力，勁夫老回憶：“因為我是一個窮學生……父親將大牛賣了再買小牛，省下一些錢供我學費。母親從離城數里的鄉間，每天日出前挑送燒柴給學校，來抵付我的膳費。有一次在冬日大雪天，我剛一起床，見到母親穿著草鞋在雪地里挑柴送到學校，腳都凍有裂口了，我心里實在難受，再也不愿這樣讀下去了。求教于這個學校的校長兼老師的鄧西亭先生，他原是南京高等師范學堂的畢業生，向我推薦去曉莊學校，他說這個學校不收學費，在農民家里搭伙，膳食費也便宜，適合你這樣的學生。這樣，我就在1930年5月間，去到了曉莊。”

　　勁夫老來到曉莊時，陶行知已經流亡于上海避難，故而兩人并未能夠有所交流。1932年，陶行知從日本避難歸國后，勁夫老決定赴上海投奔陶行知，加入了山海工學團的工作。在1932年冬至1936年夏這近四年時間里，勁夫老每周都會和陶行知見一兩次面，匯報近期學習工作，并從陶行知的思想中汲取營養。在陶行知的影響下，勁夫老不僅形成了“人民至上”的理念，并迅速投入到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國難教育運動中去。1934年，陶行知創辦《生活教育》期刊，勁夫老積極參與其中。1935年，經曉莊同學王洞若的介紹，勁夫老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并成為山海工學團的團長（校長）直到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箲鹬?，勁夫老加入了新四軍，并逐步成長為黨內高級干部。1975年之后，他相繼擔任過財政部部長、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安徽省省長、國務委員兼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等職務。“文革”后，勁夫老鼎力支持陶行知研究工作的開展。在1985年中國陶行知研究會成立大會上，他當選為名譽會長。此后，他不僅撰寫了多篇文章追憶當年和陶行知一起生活戰斗的日子，還整理出版了《思陶集》《張勁夫文選》等收錄陶行知相關資料的著作。此外，他還利用其極高的聲望和豐富的人脈資源，組織開展了各類陶行知研究活動，為陶研的順利開展與深化作出了巨大貢獻。上世紀80年代初期，華中師范學院教科所頂住極左壓力編撰湘版《陶行知全集》時，勁夫老雪中送炭，力助編撰者化解各方壓力。湘版《全集》出版后，勁夫老在1986年4月24日《人民日報》上發表書評《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座寶庫》，高度贊揚了湘版《陶行知全集》的編輯出版工作。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感于陶行知研究新資料的不斷發掘，勁夫老又籌措各方資源，幫助川版《陶行知全集》編撰出版。原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陶研學者胡曉風先生高度評價了勁夫老的貢獻，他認為，倘若沒有勁夫老的推動，川版《陶行知全集》的編輯是根本無法完成的任務，且陶行知研究的重新復興也是難以達到當前的這一高度。

　　勁夫老對于陶行知研究的貢獻更多的是體現在宏觀層面。他通過各種資源的整合，為陶行知研究提供各種便利，可以說，他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陶行知研究復興繁榮的重要推手。

　　1979年12月，在“文革”結束后不久，勁夫老即對陶行知思想進行了評述，他肯定了陶行知為人民大眾辦學的作用，特別是陶行知從“知行”轉變為“行知”的過程，勁夫老認為這是陶氏從實踐的重要性出發得出的正確觀點。當然，隨著陶行知政治上的不斷進步，勁夫老認為陶氏的生活教育理論也是不斷變化，即從早期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逐步滲透了不少新民主主義、愛國主義的思想。

　　勁夫老重點分析了陶行知與杜威、王陽明、武訓之間的關系，他認為陶行知在早期受到杜威的影響并將這種影響帶回國內，但歸國后由于陶氏深入到人民大眾中去，就已經和杜威的思想在政治上截然不同，“雖然還有些杜威思想的殘余影響，但不能說他一直是杜威的門徒”。

　　在陶、王關系上，勁夫老認為陶行知修正了王陽明的思想，并加上了親知、聞知、說知等知識來源說，雖然還存在有機械唯物論的觀點，但也是與王氏的思想根本不同的。

　　在陶、武的關系上，勁夫老認為陶氏稱贊武訓精神是“不夠妥當的”，但陶氏是為勞動人民辦學，主張愛國救國以及民主運動，并且“聽黨的話，跟共產黨走”，這是與武訓“不觸及反動統治，反而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的思想是不同的”。

　　在通盤梳理了陶行知思想之后，勁夫老強調，陶行知思想主流是“日益走向進步，走向革命，日益由同情勞動人民走向與勞動人民相結合”。

　　在“文革”剛剛結束之際，勁夫老積極肯定陶行知的思想，對陶行知的平反起到了重要的輿論推動作用。其后十余年間，勁夫老為陶行知平反、思想宣傳、著作編撰做出卓越貢獻。他指出，在從生活教育到國難教育的過程中，陶行知經歷了三點顯著變化：一是將工作的重點由農民轉向了工人；二是在哲學思想上從唯心邁向了唯物，確立了辯證唯物主義哲學觀；三是由教育配合革命轉化為教育要有明確的政治目標，體現出了民族危機時期的時代精神，所以陶行知是一位“人民至上、人民第一、一切為人民”的教育家，這不僅體現在陶氏的教育事業上，還體現在大眾詩歌、政治主張上，故而陶氏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偉大的人民教育家、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

　　作為德高望重的黨內領導，勁夫老的評價無疑有著風向標的作用，再加上他個人的雪中送炭、推波助瀾，才有了后來湘版、川版《陶行知全集》的編撰出版、中國陶行知研究會的成立，以及全國范圍內的陶行知研究興旺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