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個讓英語學界泰斗陳琳都為之困惑的數字。但這位曾受命主編新中國第一套高校英語系通用教材《大學英語》的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卻清晰記得這個數字從無到有的開始:“新中國成立后很長一段時間,俄語教育‘一統天下’。直到1959年,北外率先成立了外國語學校;1966年,全國才陸續有了11所。”
但在更多人的記憶里,這個數字在短短十余年間成倍增加,甚至快到連業內人士都無法準確統計。“我們有一個外國語學校理事會,大概有200多所外國語學校參加。但并不是所有學校都能進到理事會范圍里,所以不好統計。”北外招辦主任許曄坦言。
作為中國基礎教育的一種獨特產物,再加上高考時獨有的語言保送生政策等,一直以來,各地外國語學校光環無數,成為家長、學生趨之若鶩的明星學校。但近年來,隨著英語教學的日益普及、國際班等新生事物涌現,加之高考改革的不斷沖擊,單純的語言工具教育早已不能滿足家長、學生和社會需要。
“普通高中培養的學生英語水平也不差,我們還是更看重其他學科的綜合素質。”一名不愿具名的高校招生老師告訴記者。
面對日益被擠壓的特色空間,外國語學校該如何應對?基礎教育國際化的浪潮又會帶來怎樣的機遇挑戰?“2015全國外國語學校及外語特色校校長論壇”近日在京召開,來自全國180多家外國語學校的校長共探轉型之路。
“外國語學校=學霸”?
108所境外大學爭搶重慶外國語學校學霸班55人、今年兩會上準確譯出“任性”的美女翻譯張蕾……一段時間以來,“學霸”兩字總是與不少外國語學校緊緊相連。
“外國語學校是在周恩來總理的親切關懷下設立的。1960年初的小型外語教學政策改革會議上,周總理提出了九個字三句話的方針——多語種、高質量、一條龍。”陳琳說,外國語學校的誕生是為了緩解當時外語外交人才短缺的局面。
可近年來,隨著高考競爭的日益激烈,在某些方面擁有“先天優勢”的外國語學校學生卻逐漸被解構為一個特殊群體——能提前拿到國內名校“入場券”和“近水樓臺先出國”的“尖子生”的代名詞。
記者登錄教育部陽光高考信息平臺發現,在奧賽保送生被全面收緊的2015年,全國具有保送生資格的考生有3212人,除了省級優秀學生442人、國際五項學科奧林匹克競賽國家集訓隊員250人外,其余2520人全部是來自16所外國語學校的推薦生。
“不少外國語學校有保送名額,如果可以保送就免得參加高考了,要是不行,多學點英語出國也有優勢。”黃女士的話說出了不少家長的心聲。也正是在這種心態下,每到招生季,各地外國語學校更是人滿爆棚。以濟南外國語學校為例,此前每年均有8000余人爭搶800個招生名額,競爭比例高達10:1。
這也直接催生了外國語學校的迅猛發展。尤其是近年來,不少學校看到了“外國語”這一金字招牌強大的生源吸引力,更是紛紛改名換姓,企圖在生源戰中分得一杯羹。據統計,截至目前,僅廣州一地就有20余所外國語學校。
正在上演的“雙面夾擊”
盡管曾經光環無數,但如今的外國語學校卻正在遭遇不小的挑戰。
“一般來說,外國語學校學生有兩大出口:一是通過保送進入國內各大名校;二是直接出國。”某外國語學校教師陳蘭告訴記者,今年其所在學校共有應屆高三畢業生不到500人,其中近300名被國外大學錄取,加上保送國內高校的,最后只剩20來人參加高考。
而挑戰,也正來自這兩大“出口”的“雙面夾擊”。
先是不斷收緊的保送生政策。就在前不久,16所外國語學校接到了2016年的保送通知。據知情人士透露,保送名額均比今年有所下降,如濟南外國語學校推薦名額就從今年的220人減少至198人。“這只是外語類保送降溫的第一個信號,以前外語類保送生還可以選擇其他專業,從今年起,只能進入語言類專業,以后只會更嚴。”
逐漸變“窄”的通道背后,是迅速擴張背景下被不斷被稀釋的教育質量。“別說全國幾百所高校,就是16所有保送資格的學校里,教學質量也良莠不齊。很多保送來的孩子在大學學習中并沒有展現出什么過人之處。”某高校教師楊軍說。而此前從某外國語學校被保送至外交學院的李琛則擔心,在相對寬松的教育模式下成長起來的外國語學校學生不具備“考試技能”:“我畢業時學校一本率只有不到40%,其中還有保送生和出國學生。外國語學校學生參加高考的悲壯與慘烈,可想而知。”
此外,過分強調英語技能的課程背后是被忽視的文化教養。“在設計課程的時候我們經常要跟家長‘斗爭’。他們某種程度上很功利,總覺得‘學這個跟我的孩子申請學校沒有關系’,我說‘對,跟申請學校沒有關系,但是跟做人有關系,缺少中國元素、缺少中國文化,那你何曾成為一個中國人’。”杭州外國語學校副校長夏谷鳴無奈地說。
北京四中國際校區執行校長石國鵬對此深有同感:“我們換一個角度來講,美國大學為什么想錄取中國學生,他們是希望錄取一個完全不懂中國文化,而跟美國百分百對接的‘假洋鬼子’嗎?我覺得不是,因為這些大學有90%多的‘真洋鬼子’。他們要錄取的這些中國學生、亞洲學生,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一個重要理由是要增加校園文化的多樣性。但如果我們培養出來的孩子不具備做中國文化代言人的這種能力,那我們的教育是失敗的。”
如何從“工具”教育走向人文教育
挑戰之下,外國語學校的轉型之路究竟該如何走?
陳琳給新時期的外國語學校下了這樣的定義——高級外語人才的主要供應地、各種外語教學途徑和理念的實踐基地、給外語高校提供生源的主要場所和開展國際教育的實驗基地。
“過去一般的外語教育是重視工具,甚至應試。如今,外國語學校必須從工具教育走向人文教育。”教育部基礎教育二司教育裝備處處長喬玉全認為,外國語學校要有“五多”氣質——多外文教育、多語種教育、多元體制、多國際交流和多文理教育:“要通過語言學習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不光要上課,還要有辯論、主題發言、模擬戲劇表演等大量教學方式的出現。”
“外語學校要研究如何突破舊的人才觀和培養模式,打破應試教育對人才成長的束縛,探索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化和國際水準的教育實踐。我們的下一代再不能是高分數的行動弱者、思維匱乏者、文化缺失者。”全國基礎外語教育研究培訓中心常務副理事長張連仲提出四點建議:建構具有針對性的學段內課程體系;開展“以我為主”的多種國際合作方式;建設積極開放、有特色的管理團隊;提高外語教師的思維深度和文化底蘊。
更多的外國語學校“掌門人”紛紛表示,各校正以開發特色校本課程等形式賦予新時期外國語教育更多內涵。
“我們的課程體系里,中國烹飪學是一門必修課,每個孩子必須至少學6道中國菜。孩子們問,‘為什么開這個課’,我說,‘孩子你知道在國外會做飯有多好找女朋友嗎?’”石國鵬笑言:“當然僅靠中國菜還遠遠不夠,我們還有幾千年的傳統文化。我們每周4課時的語文課是必修課,沒有任何人可以逃掉,用的是北京四中特級教師李加升先生編寫的《華根語文教材》——以中華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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