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年,加速轉動的改革齒輪讓職業教育成為中國教育的“年度關鍵詞”:《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明確職教地位,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三次全國職教工作會議重啟頂層設計……
一項項舉措,讓“干了一輩子職業教育”的浙江省湖州市政協副主席沈琪芳代表興奮不已。但興奮過后,困惑卻緊隨其后,“政策很好,但我們去調研,不少職業學校日子仍然很難過,經費少、招生難,校企合作很難搞”。
“單憑教育部門搞不好職教”
在調研中,沈琪芳代表發現:不管是政府、企業還是學校,家家有“苦經”——“政府哭窮,哪里都要用錢,職業教育可以往后擺一擺;企業怕擔責,招聘學生都想要直接能上手的;學校也知道該怎么辦學,可手里就那‘幾粒米’,難為無米之炊。”
“正因為此,職業學校,尤其是中職學校面臨三個嚴峻問題:辦學經費不足、師資缺失、生源不好。由于生均經費不足,很多職業學校便不開設需要大量設備設施的工科專業,轉而開設成本較低的文科專業。比如數控專業,每臺機器都是上百萬,很多學校就不設這樣的專業了。”沈琪芳感到很無奈,“但是這樣培養不出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人才啊!”
“職業教育是‘跨界’的教育,是另一種教育類型,其外延深入到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單憑一個學校、一個部門抓職業教育,不能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沈琪芳說,職教新政之所以難落地,根本還在于沒有“擰成一股繩”的制度設計,“要培養出色的職教人才,夯實中國制造的人才基礎,必須具備過人的一技之長,而職業技能的培養只靠學校是遠遠做不到的。學校與企業要合作,地方的產業和職業教育要融合,職業教育只有面向經濟主戰場,與地方經濟的轉型、升級、布局密切配套,培養出的人才才是為經濟社會發展所需的,也是更有質量、更受社會歡迎的。”
用有效政策黏合政府、企業和學校
沈琪芳代表建議,職教新政要落地,首先要打通責任壁壘,用有效的政策黏合政府、企業和學校,“將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列入國家和省市‘十三五’規劃,由政府統籌協調相關部門,形成分工合理、協調順暢、信息資源共享、配合緊密的管理體制,努力實現職教鏈與產業鏈對接。”
在此基礎上,職業院校治理體制的優化是關鍵。“政府職能應從直接管理轉向宏觀管理,主要負責職業教育整體規劃、政策制定、經費資源投入、綜合協調、創造有利于職業教育發展的環境等方面,減少對學校教育教學具體事務的干預;要賦予職業院校在專業設置和調整、人事管理、教師評聘等方面一定的自主權,積極研究推動職業院校、企業、行業協會等社會組織共同組建職教集團,進一步發揮行業協會、企業、中介及其他社會力量在職教發展中的作用。”
此外,還要建立和健全校企合作保障激勵機制。“建議研究制定‘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促進辦法’,規定政府部門、行業協會、企業、學校在校企合作中的權、責、利,并出臺校企合作獎勵、稅收減免、政府補貼、授予榮譽等保障激勵政策,調動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促進校企合作規范化、制度化、常態化,實現校企深度合作、產教深度融合,從而培養出更多的實用人才。”沈琪芳代表說。(本報記者 鄧暉 徐暢)
【聲音】
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周洪宇代表:高職教育可試行“工士”學位制度
在我國,高等職業教育院校數量和招生人數占據高等教育半壁江山,卻無權為畢業生授予具有職業教育特色的學位。高職院校學生知識和技能水平差異性很大,以單一的學歷證書作為衡量學生的唯一標準,難以適應現實需要。建議建立高等職業“工士”學位制度,由國務院學位辦牽頭組成“高職教育學位授予標準起草小組”,制定包含學業水平和職業資格證書等級要求的國家標準。建議從今年開始,逐步在100所國家示范性高職院校和100所國家骨干高職院校試行“工士”學位制度,并在條件成熟時推廣到全國所有高職院校。
周口科技職業學院院長李海燕代表:讓企業成為職教辦學主體
我國職業教育存在一個突出問題是企業參與不夠深入。建議在全國遴選一批有條件、有影響的企業,授予教育型企業稱號,支持其深度參與職業教育,建設公共實訓基地、開展學徒制培養、校企共建技術工藝和產品開發中心,在企業辦學、校企合作方面發揮引領示范作用。積極推進集團化辦學等行之有效的校企合作模式,出臺指導意見,建立針對集團的經費支持機制,在全國重點建設一批示范性的職業教育集團。(本報記者鄧暉采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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