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就業:戀戀不舍北上廣
再苦再累也寧愿堅守北京打拼。然而,日漸收緊的落戶政策和日趨嚴峻的就業形勢下,這些懷揣“北京夢”的大學畢業生的青春將何處安放?
當鐘表的指針指向早上7:00,一陣急促的鬧鈴聲響起。李明伸手關掉鬧鐘,伸了伸懶腰,慢慢從被窩里爬起來。頭一天晚上公司加班,回到公寓時已過21點。
簡單洗漱后,李明拖著疲憊的身子,來到公寓附近的小飯館迅速吃完兩個包子、一個饅頭、一碗白米粥,乘坐公交來到公司。為節省房租費用,李明每月花1800元,在北京的上地佳園租了一個單間。公司位于中關村,李明每天大約要花費2小時在往返的路上。若遇上早晚高峰堵車,可能會耗費更多的時間。
猶如電影一般,李明這樣的故事每天都在北京上演。據日前共青團北京市委公布的調查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12月,北京市流動青年約為400萬人,其中310萬人為青年流動務工人員。對“北京青年1%抽樣調查”結果顯示,擁有大專以上學歷的“青年流動大學畢業生”占比22%,大專以下學歷的“青年流動務工人員”占比78%。
大學生選擇奮斗打拼地,北上廣仍是熱點地區
去年6月,李明大學本科畢業后,進入北京一家互聯網公司的品牌公關部工作,從事新媒體運營。公司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朝九晚六,午休一小時。如遇加班,李明會在公司吃過工作餐以后再回公寓。每周總有一兩天,李明會吃上公司準備的“加班餐”。
李明一個月的工資大約7000元,扣除各項稅費保險后,拿到手的月工資大約5000元。再繳納房租,除去交通費和伙食費,每月李明實際能支配的工資大約只有兩三千元。“日子雖然清苦,但還算過得去,畢竟年輕就得拼搏嘛。”李明如是評價自己目前的生活。
北京有更多的職業發展機會和更好的職業發展平臺,這是北京最吸引李明的地方。“回到家鄉,很難有這么多的發展機會,回去以后面臨的困難其實是一樣的。北京的生活成本高,但工資也高。”二三線城市在人才發展、人才評價及晉升與激勵機制方面的政策還不完善,也是李明不愿回到家鄉工作的原因,“我是在小城市長大的。實際上,在小城市的發展更看重資源和人脈,我是沒資源、沒資金、沒人脈的‘三無人員’,很難進入那個‘圈子’。北京的競爭雖然激烈但相對公平,能否成功,拼的還是能力。”
“我是打算長期留在北京工作,但戶籍政策有時候讓人很糾結,老感覺自己漂泊無依,沒有歸宿感。所以,現在我能做的就是先積累工作經驗,邊走邊看。”李明表達了自己的憂慮與期待。
其實,像李明這樣的“北漂族”不在少數。進入6月,一年一度的畢業季臨近,找工作也進入最后的沖刺階段。據公開的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全國高校畢業生人數達到749萬,比2014年增加3%,創下歷史新高。
在就業形勢吃緊的當下,究竟還有多少畢業生像李明一樣懷揣著大城市夢想?據新華網的網絡調查數據顯示,2015年,雖然家鄉城市成為畢業生就業地首選,比例達到30.4%,但“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仍以30%的比例高居第二位。
根據《北京大學2014年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顯示,2014年北京大學實際簽約留京工作的畢業生比例占56.15%,簽約上海工作的占8.14%,簽約廣東省工作的占10.59%。總體來看,2014年北大畢業生留北上廣工作的比例達74.88%。
國內其他知名高校畢業生留一線城市工作的比例也高達七八成。據標準排名(中國)研究院發布的《2015中國高校應屆畢業生薪酬排行榜》顯示,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上海財經大學、上海交大、外交學院在北上廣深就業比例分別高達83.46%、91.18%、89.18%、89.81%、90.50%。
戶籍問題阻斷畢業生留守大城市之路
盡管就業形勢嚴峻,仍有大批畢業生選擇留在北、上、廣等一線城市工作,但從長遠來看,不少畢業生留京工作的目的僅僅是為了“積累工作經驗”、“積累原始財富”,將來會回到家鄉城市或其他二三線城市工作。記者采訪中,不少受訪者表示,“只是短期內在北、上、廣工作”。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經濟系副教授、KAB創業教育(中國)研究所研究員黃敬寶認為,不少應屆生選擇留京工作是出于長遠職業發展的考慮。北京能為畢業生提供良好的工作平臺,初次就業的“高起點”將成為畢業生日后跳槽的重要砝碼。
已與某報業集團旗下財經類新媒體平臺簽訂三方協議的駱薇對自己的未來有著清晰規劃:“我不會長期留在北京,三五年后肯定要回家工作。目前只是為了積累工作經驗、增長見識。畢竟我在北京難以落戶,我的家人也都不在這里。”
家庭因素、生活環境、生活成本、戶籍問題等都是畢業生選擇“逃離北、上、廣”的重要原因。其中,戶籍問題普遍困擾著留京工作的非京籍畢業生。已在廣告公司工作了3年的劉月躍今年27歲,準備在年內與同在北京打拼的男友結婚,但目前兩人均無北京戶口。“如果沒有北京戶口,以后不僅買房、買車、醫保等都可能存在問題,甚至連孩子上學都很麻煩。”劉月躍不無憂慮地說。
從現行政策看,北京戶口與非北京戶口的差異主要體現在養老、教育、住房、購車、醫療保險、低保等方面。在教育問題上,非京籍的學齡兒童入學,雖然較之于過去政策有所放寬,但仍然需要“五證”齊全。以往,非京籍的學生需回原籍參加高考,2014年北京異地高考初步“破冰”,允許符合條件的異地考生在京參加高等職業教育學校招生考試,但僅限于報考職業院校。在住房問題上,北京戶口的居民以家庭為單位,可購買兩套房;非京籍只能購買一套,而且需持有效暫住證、連續五年繳納社保和個人所得稅才能購買。除公租房外,在京的保障性住房僅面向北京籍市民。
戶籍方面的種種限制,使得劉月躍萌生了離開北京回四川老家的想法,“如果戶籍積分政策遲遲不出臺,我就準備回老家了,畢竟買房和孩子的教育問題是大事”。
“是否選擇留京工作,沒有絕對的對錯”
“北、上、廣生活成本很高,我在這些大城市也舉目無親,從親情的角度來說,回老家就業無疑是最佳選擇。但是,一線城市所擁有的信息資源、發展機會,都是二三線城市無法比擬的。”劉月躍說,“拿3D打印技術這條信息的傳播來說,世界上哪個國家發明某種最新的3D打印技術,大約1個小時后就可以傳到北京。而傳到二三線城市或許就是一周或十天以后的事情了。而在今天這個時代,一條信息晚幾天,就可能決定了你一項決策的勝敗。商業領域更是如此。”
在劉月躍的心里,事業單位、國企,這些有“進京指標”的單位始終是她向往的工作去處。甚至畢業后在北京打拼的3年里,她曾多次有過繼續讀研究生的想法。但是,每次內心的“沖動”最終都被理智和現實所擊敗。(實習生 李陽橋 本報記者 柯進)
進京政策逐步收緊的現實,已經徹底關閉了劉月躍心中曾經躁動不止的理想之門。依據政策,獲取北京戶口主要有七種途徑:一是父母一方為京籍的新生兒,可以申報北京戶口;二是應屆畢業生可以通過應聘有“進京指標”的單位落戶北京;三是高端人才引進計劃;四是解決干部兩地分居、夫妻投靠,離休、退休人員投靠子女;五是勞模等;六是為北京市經濟發展做出貢獻的商人;七是公務員考試等。
這樣的政策背景下,對于劉月躍這個往屆生而言,落戶北京的幾率幾乎為零。因為,該政策給外地生源的畢業生進京工作留下的唯一通道,就是應屆生可以通過應聘有“進京指標”的單位實現落戶。但從2009年起,北京市逐步壓縮進京指標,到2014年,北京應屆生進京指標名額已不足1萬人。今年,各中央單位在2014年的基礎上將進京指標壓縮17%。這意味著,應屆生通過找工作實現落戶北京也將越來越難。
即便要“擠獨木橋”,絕大多數應屆畢業生依然首選有“進京指標”的單位。據中央財經大學傳媒經濟學專業碩士畢業生方偉透露,在去國企、部委等有“進京指標”的單位應聘時,一同競爭的大多都是來自國內外一流名校的研究生甚至博士生,“競聘者幾乎都是清華、北大、人大的研究生,同臺競聘時我的壓力很大”。最終,方偉還是憑借出色的專業技能、良好的溝通能力以及兩年基層工作經驗的優勢,在眾多競聘者之中脫穎而出,成功與國內某大型保險公司簽訂了三方協議,公司承諾為他解決北京戶口。
與身邊許多同學相比,方偉無疑是幸運的——他既解決了落戶問題,又找到了滿意的工作。但是,大多數外地生源的畢業生并沒有這么幸運。方偉透露,“班里有一半的同學都回到了家鄉城市或其他二線城市工作。”
與方偉同班的曉娟,自招聘季以來就廣泛投遞簡歷。她的目標很明確——尋找解決戶口的工作,留在北京。然而,在一個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面前,曉娟投遞出13封簡歷僅獲得了4次筆試機會,2次面試機會。最終,曉娟未能被心儀的單位錄取。迫于現實的壓力,曉娟選擇了回到家鄉城市工作,“如果不解決戶口問題,很難在北京長期發展。再加上房租貴、日常開支大等問題,我放棄了留京的打算”。
像曉娟這樣“迫不得已”選擇離京就業的,不在少數。以北京市為例,2015年北京高校應屆畢業生23.3萬人,同比去年增加3000人。2014年,11萬名京外生源中,僅5萬人在北京就業,6萬人到京外就業。
黃敬寶認為,“從宏觀上看,如果北京高校的畢業生都留在北京工作,會造成人才市場擁堵、競爭激烈。部分畢業生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選擇到二線城市工作,實現人才的疏導與平衡。從短期來看,在諸如青島、武漢、南京、成都這樣的二線城市工作,生活成本相對較低,生活質量和生活品質總體要高于北、上、廣一線城市。從長期來看,是否選擇留京工作,還是要看畢業生自己的價值觀和意愿選擇,沒有絕對的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