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辦中小學教育還不發達的情況下,在巨大而強烈的擇校沖動下,我們絕不應該簡單套用美國為代表的一些西方教育治理的思路,我們必須立足自己的國情、文化,探索自己的擇校治理,拿出一些接地氣的政策與辦法。
在擇校等教育治理上,首先我們需要承認這種需求是強大的、真實的,甚至是瘋狂的,一個階段也不可能改變,這是我們擇校治理的基礎判斷。美國的公辦學校入學治理上,實際上是不存在這種龐大而沖動的需求,也不承認這種需求是合理的,因此原則上是不允許的,只能絕對地按居住地走。
如果我們承認這種需求有其文化的合理性、現實性,也是強大的,但同時,我們還要清醒地認識到供給方即最好的學校,幾乎都是公辦學校的背景下,我們怎么辦。
顯然不能采取不允許在公辦學校上擇校,把家長逼到用錢買學區房擇校這一條路上。如果不可避免地要在公辦學校擇校(事實上這些年也沒有完全杜絕),在擇校的治理上要保公平正義,我認為最切實可行的辦法,就是需要解決機會均等。
機會均等,至少應該通過多種公開形式的均等,而不能只是錢的均等。在這些均等方式中,其中有一條可能就是通過成績篩選,也是最現實的一條道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最吻合中國文化的一條道路。
通過考試擇校,給了更多沒有權、沒有錢的人一個可行的機會,更重要的是,恰恰可以有效地把學生負擔降到最低(后面專門解釋)。
辦老百姓滿意的教育,考試擇校的辦法我們完全可以做一個公開的意見征求。如果為此需要修法,為什么不可以把錯誤或者不適合國情的法律修改一下?
考試只是手段,任何考試與負擔都沒有直接關系,考試也不是和義務教育本身對立的,我們不能生搬硬套,畫地為牢
當然,有很多專家聽到這兒會馬上跳起來說,義務教育是不允許有考試選拔的。
為了確保每一個人讀書的權利,的確在義務教育階段是不允許以考試為選拔方式的,但反對的前提是以考試篩選受教育權。在已經充分保障入學權利的基礎上,通過考試做一些篩選并不違背義務教育的宗旨。美國在公辦中學中有天才生的篩選,就是依靠測試完成,英國、新加坡也都有類似的分類測試,這也是教育的一個基本規律:在承認人的差別基礎上,進行不同方式與節奏的教育。所謂因材施教就是這個道理。
在這個措施的認知上,我們還必須破解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混亂的邏輯。即負擔是因為有考試,有考試就有負擔,有考試就必然加重學業負擔。
負擔首先是一個心理感受,喜歡玩游戲,連續玩三天三夜可能也不覺得累,不覺得是負擔,但是如果不喜歡游戲,玩3分鐘都是負擔。其次,如果我們把自己定位為精英、棟梁,無論在美國、英國還是中國,必然要比一般人付出更多,客觀上負擔必然要比一般人重,天經地義。也就是說,絕對的負擔,從本質上講,是和自己的期望定位有關的,而不是別人強加的。
有考試就有應試,想要好成績必然就需要付出更多,這些負擔從本質上和有無考試、考試的難度是沒有直接關系的。如果你只是想得0分,怎么可能有負擔?如果你想得第一,無論什么考試,多容易的考試,都會有壓力、有負擔。
目前中國的教育現實也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統一的選拔考試不是增加了負擔,恰恰是最有效的減負手段。
目前中小學負擔的重災區為什么是小學?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取消了小升初的考試,學校為了招到好學生,以各種名目變相測試,為了上名校,家長孩子不得不去上各種“坑”班、特長班,參加各種競賽,導致負擔大幅度增加。初中升高中是公開考試,高中考大學是公開考試,這把考試的尺子是明確的,也只有一個,負擔反而大幅度降低。
好未來(學而思)的收入結構也清晰地反映了這一點。其收入的核心是小學培訓,而不是中考、高考,為什么?新東方最新財報也顯示,其傳統的主營業務,托福等留學培訓已經退居二線,中小學培訓已經占了50%以上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因為我們取消了小升初考試,恰恰催生了這一批上市公司,這是我們意料之外的事情。
與此相關,我們還需要解決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全面否定打擊甚至肢解公辦名校的問題。一個主流觀點認為,正是它們的存在加劇了資源不均衡與擇校的問題。我這里想反問兩個問題。第一,肢解了名校,能否達到資源均衡的目的?顯然,是不能的。第二,肢解了這些名校
后,中國的精英教育怎么辦?未來中國的發展依托什么?英國20多位首相出自伊頓公學,奧巴馬、布什、比爾·蓋茨,哪個不是私立學校畢業的?清華大學培養了近300名部級干部,遙遙領先于全國2000多所高校。任何國家的建設發展,精英教育體系都是關鍵。
教育改革不能屈服于道義正確與理論正確。這也是一種文化自信,制度自信,更是一種擔當
美國的教育體系與治理政策,是與其社會制度、文化傳統等直接關聯的,我們絕不能盲目照搬。比如其公辦學校不讓擇校,是基于私立學校的發達,給擇校提供了更多選擇。公辦學校不搞精英教育,也是基于其精英教育在私立體系中的存在,不會影響優秀人才的培養。當下的中國不同,我們和美國社會制度不同,文化觀念與習慣不同,盲目照搬,不僅不會解決我們面臨的問題,而且會破壞甚至摧毀我們自身已經形成的體系與優勢。比如我們存在于公辦體系中的精英教育體系。
當然,我們也不是不要改革,不要學習借鑒,而是要搞清楚核心問題與矛盾,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實事求是,結合中國的文化、制度,找到自己的解決辦法,這也是一種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在擇校治理上,只要抓住了機會均等這個核心,結合中國文化與社會制度,中國人最愿意接受的方式,就一定能找到最適合的擇校治理思路與方案。
擇校等許多教育治理上一些政策的出臺過程,大多都遵循了這樣一個過程:名人專家動輒以應該如何,言必稱美國怎樣,并形成強大的輿論影響與壓力,最后直接影響了決策,即遵循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治理措施,而忘記中國的國情文化與制度差異。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相關決策部門更需要有勇氣與擔當,絕不能屈服于一些理論正確與道義正確——而這些理論正確,恰恰是基于西方的文化與社會治理制度的理論正確,往往可能不適合我們。就如前些年一些城市學習美國搞咪表停車,鬧出大笑話。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屈服于輿論誤導與裹挾。教育是一個專業問題,教育治理更是區別于專業研究是一個管理問題,即便你是教育專家,也未必是懂得教育治理、教育管理的。但是在當下的中國,我們很多名人專家喜歡以自己的感受與個案談教育,批判教育,為教育下指導棋。搞金融經濟的、搞自然科學的,甚至連搞漫畫的、寫小說的,都紛紛大談教育,而這些名人大家的言論往往會因為其社會影響而不斷放大,形成輿論壓力,進而誤導教育的治理。
我們一定要清楚,專家、院士、名人、作家,只是在某個限定領域的專家權威,并不是哪個行業專業都懂的,也絕不是你當過家長,當過學生老師,就認為自己懂教育的。我們教育決策部門與具體管理人員,一定要頂住這些壓力,實事求是,走出中國特色的教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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