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終身教職在多數名校都是非常殘酷的競爭。筆者博士畢業于斯坦福大學管理科學與工程系,在6到8個科研方向里,10年內,有些研究方向的年輕教師幾乎無人通過終身教授的考評,合同結束后不得不另謀高就。事實上很多年輕教師做得并不差,有些很快就成為其他排名略低學校的引進目標。又如,美國某著名商學院的一位教授曾告訴筆者,在他們學院近些年終身教授考評中,能通過的比例基本只有10%。
有不少人會問,一個教師如果在教學或輔導學生方面特別突出的話,是否可以酌情考慮。事實上,在筆者就讀斯坦福大學期間,該校校報曾經報道,有一位教學特別優秀的教師,深受學生愛戴。在終身教職考評的時候,很多學生為他求情,引起多方關注,但最終校方還是沒有通融。
因此,在美國研究型大學做全職教員,工作無日無夜,壓力無時不在。但也正因如此,美國的大學才能成為全球學術的創新源泉。觀察任何一所美國100名之內的大學,可以發現,多數院系的教授,起碼一半以上具有國際一流科研水準。
十多年前,國內部分高水平大學紛紛開始引入終身教職制度(即常任軌制度),從管理學和經濟學開始,逐漸向工學等其他方向拓展。對于這項制度,筆者在上海交大和上海財大均有過體驗,感覺這項制度具有相對高水平、高收入、高風險的特色。
高收入:常任軌教師的收入——記得在2002年左右,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就提出全職海歸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年薪分別為4、5、6萬美元的方案。事實上,很多常任軌教師薪酬能比普通軌教師高出一倍以上,也為吸引海外人才回國起到了積極作用。
高水平和高風險并存。給了遠超普通軌的待遇,自然也要求要有遠超普通軌的科研成果。因此,過去這些年,對常任軌年輕人的要求越來越高。在筆者看來,幾個國內名校有些要求已經基本相當于美國排名50到100名高校的標準,有些領域甚至達到了前50名高校的要求。
具體到上海財大而言,學校為全校院系劃定了最低標準,即無論任何方向的常任軌教師,都需要有領域內國際最頂級論文1篇、高質量論文2篇,不得低于這個底線。學科根據自身特點,決定自己的標準。例如,筆者所在的運籌學學科,在國內屬于水平最高的單位之一,因此對新引進的常任軌教師,都要求具有國際一流水平,標準遠遠高于學?;鶞示€。
人才的流動,在美國大學一直是很正常的事情。不管是沒拿到終身教職的被迫流動,還是主動流動,都時常發生。在北美有一個通行的說法,即漲工資的最好辦法就是到別的學校拿一個“錄用聲明”回來,請原單位匹配其待遇。筆者當年系里一位年輕的終身教授,就是到哥倫比亞大學做了一個很不錯的演講,之后斯坦福為了留住他,不得不做出最大讓步。
這種文化,在國內高校,之前很難實現,但近幾年開始明顯改善。筆者當年從上海交大流動到上海財大,上海交大周林院長表達了充分理解和祝福,學院還開了一個歡送會,走得很愉快。大家都堅信:一個流動的市場對人才的價值最大化、對人才資源的配置合理化,都有著非常積極的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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