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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新政與課程機會

發布時間:2016-10-08 10: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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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考與課程的關系是什么?

  本文所講的“高考新政”,主要指一套政策系統,亦即《國務院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國發[2014]35)及其配套的四個“意見”,以及上海、浙江兩地的高考試點方案。“高考新政與課程機會”這樣的表述,隱含著我對高考與課程關系的一種理解。

  在現實條件下,課程與高考之間存在著三種關系。一是"based on",即以高考為本的課程。二是"background of",即高考背景下的課程。三是"backed by",將高考作為條件的課程。我們可以稱之為"3b"關系。

  "based on",以高考為本的課程。在這里,高考就是課程的種子。在這樣的制度下,學生學習的過程,也就是備考的過程。大家可能都看到過這一類的搞笑圖,剛出生的嬰兒胸前掛個牌子,上寫著“離高考還有××天”,正是對這一狀況的絕妙諷刺。"background of",高考背景下的課程。在這里,高考就是課程的土壤,課程始終受到高考實質性的規制,如不考慮土壤環境,再好的種子播下去都可能欠收甚至絕收。"based on""background of"事實上是一回事。后者只是前者比較緩和與溫和的表述,兩者共用同一套話語,即應試教育的話語體系。種子也好土壤也罷,高考統攝并統御著我們的課程和教學,我們辦的學校成為為高考服務的學校,初中、小學甚至是幼兒園,層層倒逼,無一幸免。為什么幼兒園會“小學化”?就是因為高考的壓力層層傳遞到了學前教育階段。"backed by",就是課程是主體,課程只將高考看待為自己發展的支持性條件。現在很多有志向的教師、校長、學校都在進行這一方面的思考和探索。將高考作為課程的支持包括兩個層面的意思:一是高考只是課程的支持條件之一,不是全部。二是要看高考對課程是否能夠發揮實質性的支持作用,能則借勢借力,不能則繞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溯流而上。高考與課程的關系應該只是一種支持性關系,否則跟高考無關或關聯度不高的課程,雖然有豐富而獨特的教育價值和課程意蘊,都會成為額外的負擔和成本,被應試教育這把“奧卡姆剃刀”剃得干干凈凈。

  再進一步說,設若存在“完滿”的高考,是不是就能夠與課程相互轉換和無縫對接呢?不能。對人的發展和人的培養來說,考試(教育測量)功能本身是非常有限的,將“完滿”的考試引之于課程,用以全面表述課程的價值、功能,仍然是非常有害的。已經有數十位歐美教育家向“PISA之父”Andreas Schleicher公開質疑PISA,要求廢止PISA考試。他們認為,PISA考試誤導世界教育,正在摧毀全球的教育和學術,其對教育績效、學業成績的追求,掩蓋和模糊了教育真正重要的目標。上海對自己被捧贊的“教育第一”比較低調,倒是十分明智的,也是值得稱道的。因為它同時還獲得了另一個世界第一:課業負擔最重。上海學生每周作業時間平均為13.8小時,高于OECD國家的平均7小時,是香港、澳門、臺北的兩倍多,是韓國、芬蘭、捷克的四倍多。加上校外輔導和私人家教,上海學生每周校外學習時間平均為17小時左右,遠遠高于OECD的平均值7.8小時。所以,要看同樣分數的背后學習效能、學習動機、學習興趣,以及學習時間與學習間人際關系等等因素,這些恰恰是教育更本質的東西,也是測不準和測不到的。

  所以說,課程與高考(教育測量)原本就是兩件事,它們的本質屬性以及目標和功能有很大的差異。對豐饒、豐盈的課程意蘊及其教育價值來說,高考(教育測量)能夠轉述和代言的空間是很窄的,測不準和測不到的領域要遠遠大于測得準和測得到的領域。課程與高考,是對話、交流、博弈、沖突的關系。現在的問題是,高考“一股獨大”。不管它怎么轉換姿勢,甚至“百煉鋼化為繞指柔”,但權柄在握,高考作為指揮棒的基本面就不會發生太大的變化。只要"based on""background of"賴以存在的基礎還在,"backed by"就可能會不斷“跑題”、頻頻“越界”。

  二、高考新政給予課程發展的可能性機會

  高考與課程,不是重合關系,但具有高度相關性,應該彼此視為資源和機會。當我們說"backed by"時,就是站在課程的立場,向高考提要求、找機會,通過一次次的“跑題”形成新的主題,通過一次次的“越界”形成新的中心地帶,從而在推進自身發展的同時也對高考改革施加影響。毋庸諱言,高考新政并沒有走出高考作為指揮棒的邏輯圈。也因此,高考新政一方面給予課程發展很好的機會,另一方面,這些機會也還只是潛在的、可能的以及不完全的。高考新政給課程發展提供了哪些課程機會呢?主要的,有四個方面。

  一是高考招生自主權。高校招生自主權給予課程的機會,就是能夠通過出口的制度設計,促進課程多樣化發展和學生全面而有個性的發展。現在講高考招生自主權,這個政策對我們來講仍然是一個機會存在,但是它受到了很大的制約。所以,高考新政給我們提供的這個機會是潛在的、可能的機會,至于怎么去改變,—方面要看政策進展到了什么程度,另一方面要看政策在實施中推進了多少。目前看來,浙江、上海的高考試點方案都在這方面有了一定的突破,給我們樂觀的期待,許多高中校在課程層面也有了積極呼應的行動。其突破的策略,不是“擅自”擴大范圍、上調比例,而是主要通過綜合素質評價,事實上給高校自主招生賦權、賦值。

  二是綜合素質評價。綜合素質評價給予課程的機會,就是堅持立德樹人,全面實施素質教育,促進育人模式的變革。

  “綜合素質評價”概念第一次被提出,是在《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實驗區2004年初中畢業考試與普通高中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教基廳[2004]2)文件中。它是教育政策術語,是在課程改革語境中作為招生錄取工作的“重要依據”提出來的。政策文件中對它的期待,是能夠形成“突破”。但在實踐中,綜合素質評價的成效并沒有能夠如愿實現。無論是中考還是高考,綜合素質評價與招錄之間“軟掛鉤、假掛鉤”的關系乃是普遍現象。可喜的是,浙江省高考試點方案對綜合素質評價進行了加強,將綜合素質評價與統一高考和高中學考(學業水平考試)列為“三位一體”的綜合成績的招錄依據,并規定高考成績占比原則上不低于綜合成績的50%,并將綜合素質評價的具體使用權交給高校。這意味著,綜合素質評價與高中學考最高可能占比50%,這就在擴大高校招錄自主權的同時也擴大了綜合素質評價的可能空間。

  綜合素質評價的機制,應該以內部評價為主,并溝通外部評價和內部評價。這一點很重要,關乎它所能提供的課程機會的實現問題。現有中小學教育評價主要是高考置頂的“俄羅斯套娃”式的體制,是外部評價壓力的層層倒扣。學校內部大大小小的考試(包括作業),主要朝向外部評價,是外部評價不同形態的預演。綜合素質評價必須成為學校的內部評價。教育部2014年出臺文件要求,由學校組織實施綜合素質評價,在日常教育教學活動中,推進綜合素質評價常態化。綜合素質評價作為內部評價,不是結果性評價,而是發展性評價,是內部開展的表現性評價;在內部評價中,學生自主選擇自己綜合素質的表現方面和表現方式,并在被評價者與評價者的角色疊加和轉換中形成共賞、共商的對話,從而不斷反思、改進和豐富自己的綜合素質。只有這樣的綜合素質評價,才可能是真實的、全面的,也才能成為招生錄取中可信的依據。

  三是必考與選考相結合,學考與選考相結合。這一制度給予課程的機會,就是一方面確保“開齊開足”課程,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是選考制度將可能實質性推進以“選擇性”為核心的課程發展、學生學習和學校組織變革。

  走班制,不同于傳統的分層教學。傳統“分層教學”是基于學業測驗分數高低進行的學力分組的教學組織方式。這樣的“分層教學”沒有“選擇性”,是按照分數的三六九等對學生硬生生地編排。也因此,佐藤學指責它是“無效性與危險性”的,是“落后于時代的教育”。“分層走班制”的核心是學生的“選擇性”。我們建議用“分類”來替換“分層”。“選擇性”的基點,不是基于“等差”的“分層”,而是基于“類別”的“分類”。“分層”應該放置到“分類”的界面去甄別。“等差”,是一把鋼尺量出來的;而“類別”斟酌之所據,則是多元的。

  走班教學,能夠切實實施學科教學“層次性和選擇性”的原則,促進學生學習興趣和學術能力的差異化發展,提升學生綜合學習能力。但進入具體情境,可能沒有那么簡單。政策制定者也注意到這一點,指出:“各普通高中學校要面向全體學生設置課程,充分尊重學生的選擇權,不得違背學生選課意愿,強制為學生確定選考科目,強制實行分班教學。”我們相信有些高中校會做得很好,但從目前一些學校的做法看,似乎不宜過于樂觀。不少學校已經開始實施“特色學科”“優勢學科”建設,表面上是為了學生的選擇,為了高中多樣化發展,實質上是奔著錄取率、一本率、“985”率、清華北大率而去的,背后是利益最大化的功利驅動。對學生來說,這種事實上被剝奪了選擇權的走班制分層教學,必然會淪為佐藤學所詬病的那一類“分層教學”。對課程教學來說,必將會對課程科目“明碼標價”,厚此而薄彼,破壞學校課程的系統性和結構性,也因此將對學生的全面發展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

  四是技術技能人才和學術型人才兩種高考模式并行。兩種高考模式設置給予課程的機會,就是促進普職課程融合,乃至進一步促進普職學校融合。

  兩種高考模式,是高考新政最重要的制度設計之一。按照國家政策和浙江省試點方案,高中畢業生進入高校有統一考試招生、高職提前招生、單獨考試招生和三位一體招生四種主要入學途徑。這四種途徑,除了單獨考試招生只適用于中職學校畢業生外,其他三種對所有的高中(包括普通高中和中職學校)畢業生都開放。這意味著對普通高中來說,普職融合的課程獲得了發展機會,將可能極大改變普通高中課程結構,豐富普通高中課程的形態和功能。

兩種高考模式的制度,給中等職業教育在出口這樣的關鍵環節提供了快速發展的“硬環境”。中等職業教育發展到一定程度,將直接推進普通高中課程變革。中職中專,在社會的普遍看法中,還不是重要的教育類型,更像是高中教育的一個層次——相對于普通高中來說的次一級層次。如果職業教育取得全面的高質量的發展,真正成為與普通高中地位比肩的重要教育類型,進而能夠共同進入到兩種高考模式的通道中,兩類課程將可能形成交流和融合,其中職業教育類課程可能會更多地流向普通高中。職業教育因其自身優勢,人才培養目標和模式多元多樣,課程種類和形態豐富復雜,將對普通高中現行的課程體系、教學組織形式、學習方式、評價手段產生深刻的影響。現在有不少中等職業學校都開發開設了普職融合課程,主要目的是試圖形成就業與升學并舉的局面,兩種高考模式則拓寬了其實現途徑。許多普通高中也開發、開設有普職融合課程,主要目的是推進學校特色化辦學和多樣化發展,豐富學校的校本課程體系,促進學生全面發展。應該說,兩種高考模式,給普通高中普職融合課程提供了更多的發展機會。未來,普職課程融合將有可能促進普職學校融合,從而形成一定程度的綜合性學制;而普職學校融合將為普職課程融合發展提供穩定、持續的資源保障和制度保障。當然,兩種高考模式的制度給課程發展帶來的多方面的利好,也還是可能性的、不確定的,需要我們在政策和實踐層面堅持不懈地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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