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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風起云涌，職業教育借勢提升

發布時間:2017-02-22 11: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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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將近，職教戰線各種會議論壇一個連著一個。從會議聚焦的主題，不難梳理出整個戰線的熱點和“痛點”。

11月2號，由浙江工業大學主辦的“職業教育西湖論壇”在杭州舉行；11月4號，由寧波市教育局和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共同主辦的“職業教育開放國際論壇”在寧波舉行。兩場相隔一天的論壇，不約而同地選取了“職業教育國際化”這樣一個共同的主題。顯然，對于站在經濟高地和教育高地上的浙江省來說，職業教育再攀高峰、持續提升，國際化是其一項重要發展戰略。正如浙江省教育廳副廳長朱鑫杰在寧波論壇上所言，“浙江制造”走向“優質制造”“精品制造”，需要打造職業教育升級版，而國際化是打造升級版一條便捷可行的路子。

內涵提升的良好契機

其實不僅是浙江，北京、上海、江蘇等地也紛紛將國際化作為職業教育下一階段的主攻目標。江蘇在新近啟動的高等職業教育卓越計劃中就提出，“所有高職院校至少與國外一所知名院校建立穩定的合作關系，建設30個高職層次中外合作辦學示范專業，推進高職院校專業課程與國際通用職業資格證書銜接。”

從國家層面，對于職業教育國際化也日益重視。在國家高職質量年報的監測指標中，已明確提出新增國際合作和國際影響力指標。據了解，教育部正在編制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五年行動計劃。隨著這個行動計劃的出臺，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的頂層設計將基本完成。

“無論是從世界職業教育發展形勢看，還是從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情況看，或是從我國職業教育自身發展看，職業教育的國際化都十分必要。”對于國際化在職業教育領域的大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國際教育與價值教育聯合會秘書長熊建輝毫不感到意外。

他認為，歐盟和東盟都在大力推進區域間職業資格框架的制定與實施，以實現勞動力區域內自由流動。我國作為全球第一大貿易國和第一大出口國，資本、商品和服務與各國的大規模交流互動，特別是“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加速了與世界融合的步伐，如何培養大量的具有國際能力的技術技能人才，對我國職業教育提出了巨大挑戰。為了應對挑戰，加大與國外職業教育機構的交流合作，提升管理者、師資隊伍的國際化視野，實現人才培養標準與國外先進標準的對接，是必由之路。

“選擇國際化道路也是推動我國職業教育內涵發展的一條重要途徑。”熊建輝認為，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面臨著“生源危機”和“質量危機”，將辦學重心向“內涵提升”轉變成為職業教育擺脫困境的當務之急，而加快國際化進程為“內涵提升”提供了良好的契機。

成績不俗困難不少

其實，我國職業教育這些年的發展，一直離不開對發達國家經驗的借鑒，特別是在高等職業教育20多年的發展中，不難看到其他國家的影子——融合德國經驗，學校和企業合作培養高技能人才；融合澳大利亞TAFE經驗，實施“雙證書”，建設共享型教學資源庫；融合美國經驗，職前與職后結合，為社區成員提供多樣化、個性化學習；融合新加坡經驗，注重教師的研發服務能力，注重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學結合等。在將這些發達國家的培養模式融會貫通之后，我國職業教育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中國特色。

“不同地區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的模式也各有其特點。”西湖論壇上，浙江工業大學中國職業教育發展與評價研究院副院長陳衍對北京、上海和浙江等地的國際化模式進行了分析。在他看來，北京模式最突出的特點是政府的組織作用，由政府出面聯系、組織交流，簽訂政府間協議。而上海則強調國際資格認定，打造多邊互認體系，促進人才流動。目前上海中職已經有13所學校的22個項目與國外職業資格證書對接。浙江的特點則是重視多樣化合作辦學，有融合式辦學，也有嫁接式辦學，還有松散式辦學。

“雖然發展模式不同，但各地都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陳衍說。第一個階段，以引入理念和資源為主，實現職業學校的初步對外開放。第二個階段，注重平等對話交流、輸入輸出并舉，實現職業學校的全面對外開放。第三個階段，注重資源輸出，達到標準、質量和模式的國際融合。

“政策對話、師生交流、合作辦學、合作研究，以及職業教育‘走出去’，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的形式豐富多彩。”身兼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職業技術教育國際交流分會理事長一職的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黨委書記孫愛武，在國際化研究上投入了很大精力。

據他介紹，我國有27個省的386所高職院校與國外27個國家地區的321個教育機構開展了合作交流，合作項目近900個。江蘇、浙江、上海的合作項目數量排在前三位，分別達到196、75、59個。合作方排在前列的依次是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和美國，其中與澳大利亞的合作項目達到243個。合作的專業則主要是管理學和工學，分別有402個和319個。國內高職院校招收的外國留學生總數過萬人，其中天津高職院校的留學生超過2000人，北京有1500人，之后依次是浙江、江蘇、山東，基本集中在發達地區。

“我們現在所統計的合作伙伴數、外專外教比例、國際通用職業資格證書比例、學生海外經歷比例等，都是可量化的指標，而國際化的辦學理念、專業與課程的國際標準程度、教師的國際視野、學生的國際視野和就業競爭能力則是隱性指標。提升隱性指標才是國際化的根本目標，量化指標是提升隱性指標的牽引和手段”。孫愛武總結。他認為，目前所開展的互訪、聘請外教和師生境外交流培訓相對來說操作容易、見效明顯，而境外辦學、招收學歷留學生、組織國際學術會議、引進國際通用職業資格證書等，因為不僅涉及學校本身的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還受到一系列外部因素的影響，所以較難開展。

雖然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也還存在許多困難和問題。孫愛武認為，雖然國際合作項目增速快，但參與的院校并不廣泛；合作辦學項目涉及的專業多，但專業結構失衡、辦學層次不高；雖然不少職業院校執行了合作辦學項目，但規模質量效益總體欠佳；與世界主要國家都有合作辦學項目，但高度集聚在幾個主要英語國家；職業院校中來華留學生數量偏少等。熊建輝則認為，最大的問題是理念，最大的困難在國際化人才缺乏。”

推動標準與國際接軌

說起教育的國際化，就不能不提到寧波。作為教育部首個教育國際合作與交流改革試驗區，寧波有著全國第一所中外合作大學寧波諾丁漢大學，還有浙江省首個中高職貫通的中澳合作TAFE學院，與英國12所聯盟高校合作建設的中英時尚設計學院，以及與美國麻省理工物流學院共建的寧波供應鏈創新學院。寧波在職業教育在“走出去”上也率先取得突破，寧波職業技術學院建成國內唯一的“中國職業教育援外培訓基地”，在非洲貝寧建立了職業技術教育培訓學院；寧波外事學校在羅馬尼亞設立分校，首開我國中職教育境外辦學先河。

在寧波論壇上，寧波市教育局局長沈劍光介紹了寧波通過合作項目推進職業教育國際化的經驗，核心是“引進和開發資格框架，與國際水準的課程體系和專業教學標準對接”。

浙江省教育廳副廳長朱鑫杰表示，將學習和引進國際先進、浙江適用的職業資格認證體系、人才培養標準、專業課程、教材體系等優質教育資源，建立與國際行業標準對接的專業教學標準和課程體系，提高辦學質量和管理水平。“我們要大力加強符合國際通用技術標準、具備世界領先生產水平、達到國際先進管理規范的生產性實訓基地建設；大力打造國際化師資隊伍，引進境外師資，實施職業院校師資海外培訓計劃。”

關于國際化的頂層設計，熊建輝提出自己的建議：“實施‘留學中國—高職計劃’，提高來華留學教育質量和管理水平，同時加大優秀職教學生海外留學選派力度，實現雙向留學規模與質量大幅提升。”他還建議實施“魯班學院”建設計劃，推動產教協同“走出去”辦學，傳播“中國職教故事”和“大國工匠精神”；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制定，推動中國職業教育專業標準、課程標準、質量標準與國際接軌，鼓勵職業院校在國際工程教育互認體系（《華盛頓協議》《都柏林協議》《悉尼協議》）框架內，開展國際專業認證，提升中國職業院校技能大賽國際化程度，將更多的國際理念、國際元素、國際標準、競賽規程等引入大賽，推動與國際大賽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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