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言懿行垂范鄉里 ——浙江弘揚鄉賢文化綜述

“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這是一份對鄉土的掛念。

千百年來，鄉愁牽動鄉賢，牽引著多少從鄉村走出去的精英重回故鄉，用自己的人生經歷為鄉民樹立榜樣。他們散發的文化道德力量澤被鄉里，成為凝聚鄉村社會的文化基因。

鄉賢是飽學之士、賢達之人。鄉賢文化，則是一個地域的精神文化標記，是連接故土、維系鄉情的精神紐帶。

隨著時代的變遷，鄉賢文化的傳承也遭到了挑戰：大批鄉村勞力外出務工，不少鄉村精英流失，城鎮化迅速發展的同時鄉村社會結構也發生了深刻變化，一些農村甚至出現了空心化現象。

“弘揚鄉賢文化，重構鄉村文化”，是浙江回應鄉村治理現代化問題做出的漂亮回答。

創新發展鄉賢文化，沿著歷史長河，不忘本來，固本培元，發揮鄉賢的引領作用，深入闡發中華文化的歷史淵源、獨特創造和思想精髓。

創新發展鄉賢文化，滲入日常生產生活，接著地氣，貼著民心，發揮鄉賢的示范作用，積土成山，積水成淵，不斷滋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以鄉賢文化為底色，浙江繪就了美麗鄉村的新畫卷——近年來，浙江利用豐富的鄉賢文化資源，系統挖掘和整理古今的鄉賢事跡，廣泛傳播和頌揚優秀的鄉賢精神，使鄉賢文化滲透到廣大城鄉居民的精神生活中，形成向上向善、積極進取的文化導向，涵養了主流價值觀。

名人輩出，見賢思齊

浙江自古人文薈萃，名人輩出。

自東漢至現代，浙江籍文學家載入史冊者已逾千人，約占全國的六分之一。“五四”運動以來，浙江更是出現了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先驅魯迅、茅盾以及夏衍、艾青等名人。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兩院院士中，浙江籍人士占了近五分之一。

這些名人是一筆寶貴的道德資源，他們的思想觀念、精神品格、文化價值深刻地影響著當代浙江人的價值觀念、行為取向、精神風貌，他們的嘉言懿行引導著人們形成向上向善的力量。

在上虞，為了挖掘鄉賢歷史，搶救文化遺存，整修了竺可楨故居、胡愈之故居、章學誠故居、王充墓等一大批名人建筑。2001年成立的上虞鄉賢研究會，是我國最早以“鄉賢”含義創設的區域性民間文化學術社團，研究會的百余個會員整理出了數百位鄉賢名人的資料，出版《上虞鄉賢文化》，編撰《上虞名賢名人》、《上虞孝德文化》等書籍，被人們譽為上虞鄉土文化的“110”。

從上虞發軔，搶救歷史文化遺產的浪潮蔓延全省，各地都通過對鄉賢故居、歷史遺跡等物質文化遺產的整修、修復來繼承和弘揚鄉賢文化——

浦江修建了承載著千年文脈的月泉、月泉書院遺址，整理出版了《月泉文叢》、《月泉雅集》；德清編纂了《四庫德清文叢》等文化讀本；三門編輯出版了《風雅鄉賢——三門人物傳記》；文成編制了《劉伯溫傳說》普及讀本作為中小學教材；諸暨店口編纂了《店口志》，設立鄉賢堂，開設名人廊，為自宋以來300多名古賢名人編史立傳……

挖掘整理的鄉賢文化遺存和史料，留住了農村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核。

情牽故土，反哺桑梓

“親不親故鄉人，美不美故鄉水”，中國傳統中有“離土不離鄉”的觀念，哪怕身在異鄉，對故土都會有一種認同感。

鄉賢就是這方鄉土的文化資源。

在“僑鄉”文成縣玉壺鎮，老一輩華僑背井離鄉，歷經艱辛，白手起家，打拼下一片天地，他們雖在他鄉，卻不忘故鄉，積極捐助，為家鄉各項事業添磚加瓦，他們就是看得見、記得住的鄉賢。

以鄉情鄉愁為紐帶，玉壺鎮建起了“鄉賢聯絡簿”，呼喚那些走出去的海外華人華僑、企業家等知名人士更多地參與到家鄉的發展建設中，“知僑情，解僑憂，牽僑手，聚僑心”，僅今年，玉壺華僑僑眷助力“五水共治”認捐了100多萬元，捐資造橋500萬元。

在鄉情鄉愁的聯結下，大量走出去的優秀民營企業家群體、旅外浙江籍學者、退休干部等成功人士都成了“當代鄉賢”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有的回歸創業、投資故里，有的參與社會治理，有的提供技術與治理支持，有的用其學識專長、創業經驗支持家鄉發展……紛紛反哺桑梓。

張杰，一個在香港以賣螃蟹、粽子和茶葉蛋謀生的上虞籍“鄉賢”，一家三代居住在3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省吃儉用，卻肯為家鄉的教育事業一擲千金。20多年來，他先后捐出1500余萬元港幣，在家鄉建起了21棟教學樓，“自己好，不算好，家鄉好，才算好”，這是老人的心里話。

就是這么一群令人肅然起敬的人——他們，了解鄉土文化心理，熟諳現代社會規則；他們，經歷過傳統文化熏陶，又具備現代人文精神；他們，以自己的經驗、學識、專長、技藝支援新農村建設，又以自身的文化道德力量教化鄉民、澤被故土。

為促進更多的鄉賢反哺桑梓，浙江各地“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紹興市上虞區聘請謝晉、何振梁等20余位著名鄉賢為區政府顧問，建立了上海、北京等8個虞商聯誼會，吸收會員1000余名，走訪全國200余位鄉賢，整理匯編《上虞鄉賢通訊名錄》。

臺州市三門縣章氏與世界各地的章氏建立了上海地區章氏宗親聯誼會、廣東章氏聯誼會等，青田縣發動青田僑團結對青田行政村，海外華僑幫扶青田困難農戶。

湖州市德清縣呼喚德商回歸，從企業的登記審批、行政指導、品牌培育等多方面為德商回歸創業提供政策支持。

……

鄉賢文化，用這種“看得見”的感召力，凝聚起海內外人士，帶著心頭那份濃濃的鄉情、鄉戀，匯聚起一股崇德向善的力量。

重塑新賢，教化鄉民

要重構鄉村文化，浙江的創舉是：重塑鄉土精英。

鄉賢是鄉村公認的民意領袖，享有公共話語權，他們說話有人聽、辦事有人跟、群眾很信任。許多成長于鄉土、奉獻于鄉里的農村優秀基層干部、道德模范、身邊好人等，也是這樣的鄉土精英，他們得到群眾的認可，獲得基層的認同，成了先進文化的傳播者。他們，正是這個時代需要重塑的“新賢”。

重塑鄉土精英，寧波北侖農村文化禮堂設計了“鄉賢駐堂”制度——從“蒲公英”宣講員、退休干部、教師中物色知書達禮、以德服眾的“新賢”人選，在建成的文化禮堂中各進駐一名。通過這種方式物色“有心、有才、有閑”的“新賢”來“建堂、管堂、領堂”，當地的文化禮堂真正實現了“門常開、燈常亮、人常來”。

重塑鄉土精英，紹興為有一技之長的農民評星級。對已經評出來的人才組織開展學習培訓、技術傳授、經驗交流、成果推廣等各類活動，參與者已達3.3萬人次。

重塑鄉土精英，一大批“最美浙江人”、道德模范從平凡的崗位中涌現出來，詮釋了“鄉賢”在新時代的價值意義：諸暨市店口鎮回鄉教師和回鄉醫生為當地義務支教和無償門診；新昌縣鄉賢丁利明辭職回鄉種植中藥材，編藥典、撰茶文，欲把家鄉打造成以胡慶余堂為依托的中醫藥養生文化旅游基地……

在現在的鄉土社會，“新賢”們通過服務村民、致富經營，在鄉民鄰里間積累了巨大的威望、塑造了良好的口碑，成為了群眾眼中的“先進分子”。他們的一言一行，深深地影響著群眾，形成了根植鄉土、貼近生活、影響廣泛的鄉賢文化。

這些“新賢”甚至開始參與社會治理。比如，德清縣成立了鄉風評議隊伍，利用本村能人、老黨員、老干部等有威望、有能力的“新賢”加強社會治理，架起了政府和農民之間的橋梁和紐帶，也為矛盾沖突提供緩沖地帶。

鄉賢，是道德模范、價值觀的引導者，也是鄉民行為的規范者和約束者。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有理想、守道德、勇創新、敢擔當的浙江新賢不斷涌現，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的踐行者、示范者，他們用嘉言懿行垂范鄉里，涵育文明鄉風，用各種正能量釋放出了人們內心崇德向善的道德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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