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援藏干部帶動下,聽課評課在日喀則蔚然成風——
“讓局長校長進課堂,比開十次會都管用”
“請問你們學校在提高教學質量方面有什么舉措?”
“您稍等,我把分管教學的副校長請過來給您介紹。”
在基層調研時,西藏日喀則市委副書記戴晶斌尷尬地發現,部分教育局長、校長熱衷于管錢、管人、管項目,但對教學的事卻漠不關心、懵懵懂懂。
“提高教育教學質量,不光是一線教師的事,也是政府官員、校長的責任。”作為近20年來日喀則市首位分管教育的副書記,與副市長共同抓教育,戴晶斌認為,“局長、校長應該帶頭做教育專業的事。”
暑假期間,記者在日喀則地區采訪,深感這里有一種濃厚的聽課、評課風氣。從日喀則市委副書記到縣教育局長,從校長到一線教師,都把教學質量作為發自內心的追求。特別是在上海援藏干部的倡導帶動下,他們從改進課堂教學入手,盤活教育資源,激發教師積極性,帶來教學質量的飛躍。
戴晶斌當過多年中學教師,擁有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博士學位。2013年6月作為援藏干部到日喀則工作后,他利用兩個多月時間跑遍日喀則全部18個縣,每到一縣必去學校走訪,不時進課堂聽課。聽課之后,他與老師、校長一起評課,發現薄弱學科和教學薄弱環節,尋找提高教學質量的方法途徑。
一次,戴晶斌去某中學聽課,遇到一位物理老師上課,先讓學生讀一遍教材,半節課已過去;接著讓學生再讀一遍教材,又半節課過去了,整堂課老師壓根兒沒講幾句話。
“如果不進課堂,校長、局長們可能不知道,教學過程是如此粗放,根本談不上教學藝術,甚至連基本的知識點都會講錯。不調研,我也不知道。”戴晶斌說。他通過這種方式了解基層現狀,并帶動校長、局長乃至書記、縣長沉下心來聽課,“這比把他們叫到市里開十次會都管用。書記、縣長,局長、校長,掌握了學校的現狀,更能做出符合教育發展規律的決策”。
在戴晶斌的帶動下,日喀則市各級干部和教育工作者養成了聽課的習慣。上海援藏干部、拉孜縣委書記張勁松越來越深刻地體會到,聽課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他說:“這首先表明了一種姿態,倡導各部門關心重視教育。另外這能掌握老師和學生最基礎的情況,在做出教育相關決策時我心里有底,更有話語權。”
在2013年6月,來自上海市新場中學的夏時勇到日喀則市亞東縣亞東中學擔任校長。之前這里校長已空缺半年,由于班子團結不足等原因,教學質量從2005年起呈下滑趨勢。夏時勇上任后,把原本遠離教學樓的教師辦公室搬到教學樓里,設立年級部并進行部長公開競聘,對教師強化激勵機制,扭轉了教學頹勢。特別是他把聽課日常化,贏得了老師的敬重。
從2014年以來,夏時勇記滿了16本聽課本,總共240節,除去休息日,平均每天一節,甚至包括完全不懂的藏文課。“我雖然不懂藏語,但能聽出老師每堂課講多長時間、復習多長時間,學生聽課時反應怎么樣,是愣著還是有興趣聽,師生互動怎么樣。任課教師知道我不是外行,就有了改進教學的動力。”夏時勇說。通過聽課,夏時勇與教師們打成了一片,了解了每個教師的優勢和弱勢。
在亞東中學工作21年的藏族教師、初三年級部長曲珍介紹,以前教師們都不習慣聽課,也不喜歡被聽,要是老書記進教室聽課,就會被嘻嘻哈哈地推出去,說“你來聽課我心里不踏實”。但現在教師聽課、評課已經常態化,還能評出優點在哪里、有什么不足,對改進教學非常有幫助。
在戴晶斌的倡議和推動下,2014年成為日喀則“薄弱學科攻堅年”,上下齊心協力提高教學質量。今年3月,日喀則市薄弱學科攻堅現場會在亞東中學舉行,會議明確,各縣教育局局長、副局長每學期至少聽課20節,形成長效機制。
局長、校長們做符合教育規律的事,得到了豐厚回報。以亞東中學為例,全市23所初中,中考成績由2013年的第16名,躍升至2015年的第5名。日喀則在西藏7個地市的教育排名也呈現向好勢頭,2015年高考總上線率排名第一,中考成績排名第三,總體表現在自治區名列前茅。
“不管戴書記還是夏校長,我認為上海援藏干部都是懂教育、愛教育的人,他們帶來了東部的先進理念,改變了藏區的教育面貌。”曲珍由衷地對記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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