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教育的投入要與官員政績緊密關聯

發布時間:2015-11-25 10:5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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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湖南、湖北、重慶、四川、貴州5個省市高職高專院校的代表近日在四川省廣安市參加了一次會議。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學校大都位于并不發達的中小城市。和那些地處發達地區的高職高專院校比起來，它們并沒有太多耀眼的知名度。

10年前，5個省市的相關高職高專院校自發組建了一個交流平臺，并命名為“湘鄂渝川黔邊區高職高專校際協作會”。10年間，這個貼著“邊區”標簽的協作會平臺堅持每年召開會議，探討各自發展中面臨的共性問題。

10月29日，在四川廣安職業技術學院舉行的協作會三屆一次會議上，與會代表再次探討了一個令人略感沉重的話題：欠發達地區職業教育發展的困境和突破口。

取決于校領導關系、資源的校企合作缺乏可持續性

話題從校企融合切入，貴州黔西南民族職業技術學院黨委書記秦廷書首先提到這個問題。他說，在貧困地區，我們作為職業院校的一方很有熱情，但是企業對校企合作的熱情度不夠。

“校企合作是職業教育辦學的典型特征，也是基本特征。”秦廷書說，企業到我們學校來，我們也去企業，但很多時候是出于臨時性的用工而來，并非深度的校企融合模式。

他分析原因說，貧困地區的企業跟發達地區的企業比起來，對技能的要求不是很高，很多企業的工種是體力型，所以貧困地區搞校企融合很艱難。

秦廷書從事職業教育工作4年時間，此前，他曾擔任貴州頂效經濟開發區黨工委書記。從政府部門轉入職業教育領域的他認為，要做好校企融合，還要靠政府推動。

但他也沒有拿出更具體的建議，只是拋出這個問題，供大家探討。

對于秦廷書所提到的校企合作“一頭熱一頭冷”現象，湖南常德職業技術學院高教所所長傅新民深有同感。他說，職業教育的發展必須經歷校企合作，欠發達地區也一樣。每所學校都把這個工作擺在重要的位置，但并不是每一家企業都這樣認為，這個問題在欠發達地區表現更明顯。

與之相對應的“雙師型”教師問題，傅新民說，按照“雙師型”教師隊伍建設要求，專業課教師最好從行業、企業引進，剛從學校畢業的新教師，也最好積累3～5年的工作經驗。“但是，偏遠地區的學校，專業課教師仍然是‘從學校到學校’的居多”。

“有研究表明，校企合作搞得好不好，與企業的規模有關，規模越大的企業，校企合作意識越強、合作力量也越強。”傅新民說，總體來講，國有企業做得要好一些，而在欠發達地區，小微型企業比較多，主動參與校企合作的企業就少一些。

但這種現象并不是絕對的，有的欠發達地區學校校企合作搞得也不錯，傅新民認為，欠發達地區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搞得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學校領導有什么關系、有什么資源。”傅新民說，“但這種企業合作沒有形成機制，不持續、不穩定。”

2017年高職生均撥款水平達到1.2萬元，困難很大

另一個令與會代表感到憂慮的話題是生均撥款。湖南懷化職業技術學院院長王聰田談到職業教育資金保障問題時透露，中央有關部委說2017年高職生均撥款要達到本科水平，“可是我們老少邊窮地區的財政狀況很薄弱，不像有些發達地區高職生均撥款遠遠超過了這個標準。”王聰田感嘆。

財政部2014年10月下發了《關于建立完善以改革和績效為導向的生均撥款制度加快發展現代高等職業教育的意見》（財教〔2014〕352號），該意見提到：2017年各地高職院校年生均財政撥款水平應當不低于12000元。

“在很多職業院校領導和老師眼里，要達到這個標準，困難很大。”傅新民以自己所在的常德職業技術學院為例說：“常德市的財政狀況在全省還算可以，目前該校的生均經費大約在5000元，但要達到1.2萬元的水平，缺口太大了，短時間內當地政府要做到可能性不太大。”傅新民悲觀地分析：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不可能在短期內有很大的變化，要一下子在兩年之內調整這么大，不太現實。

那么，該怎么辦呢？多位與會者不約而同地提到，要加大對地方政府的考核力度。

傅新民認為，要“上面加大力度”。他說，地方政府面臨的問題涉及方方面面，現在的關鍵是職業教育的投入和地方政府及其官員的政績、前途關聯性不大，而官員肯定要選擇那些跟他關聯性最大的事情來優先實施。

在這次會議之前，與會代表參觀了東道主廣安職業技術學院的校園。學校優良的教學環境和硬件設施受到廣泛好評，許多參會代表表達了羨慕之情。湘鄂渝川黔邊區高職高專校際協作會會長、湖北民族學院黨委副書記頓祖義就此在發言中說，從廣安職業技術學院的發展來看，政府的支持是第一環境。政府支持不力，其他環境再好，學校發展可能會處處受阻。政府的支持有力，其他環境差一點，問題也就不算問題。“我們這些邊遠地方的學校，就是差錢、差政策。” 頓祖義說。

欠發達地區職業教育要解決形神兼備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由高職高專院校組成的校際協作會平臺中，兩家成員單位四川康定民族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四川阿壩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已經分別升為本科院校四川民族學院、阿壩師范學院。兩校分別派出代表參會并發言，他們均表示，希望能繼續留在協作會平臺上，與兄弟院校共謀發展之路。

“如果把升本作為高職高專院校的出路，我不贊成。”傅新民說，“如果都把升本作為高職高專院校的出路，這說明我們的教育結構出了問題。”

令傅新民感到欣慰的是，在這次協作會上，還有另一些榜樣。江蘇揚州技師學院、浙江金融職業學院兩所東部地區的職業院校應邀參加。他們的發言也引來了其他代表的羨慕之情。

在講到和德國高校開展合作的時候，揚州技師學院副院長林峻以師資培訓為例說，“迄今為止我們送了140多人去德國培訓，每一位老師至少要通過德國方面3～5次的培訓，并要求拿到德國工商會（IHK）技工認證標準，同時，拿到IHK證書，在大陸的歐盟企業，只要有這樣的證書都認。”

“這方面的工作我們從10年前就開始探索了。”林峻說。

“揚州技師學院的經驗，讓我們很羨慕。”總結發言時，頓祖義的這段話引發了全場代表的共鳴。

“高職教育怎么辦？院長校長最應該清楚。”然而，在頓祖義看來，這個問題在高職院校校長中越來越不清晰，他一口氣羅列了當前職業教育發展的好幾個挑戰：生源競爭激烈；隨著高職教育“立交橋”“直通車”的打通，生源結構越來越復雜，今后承擔的教育培訓的對象越來越復雜；高職院校的轉型，從長遠看是機遇，但現在是挑戰。

傅新民認為，東部地區職業院校，有形也有神，欠發達地區的職業院校是形似但是神不似。現在要解決形神兼備的問題，在專業、教材、隊伍等領域的建設都做好不現實，但是要像東部院校那樣，做好一兩個方面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