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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現代語文教育審視與前瞻

發布時間:2015-12-14 11:4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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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20世紀初開創的現代語文教育，為滿足平民大眾生存性言語應用之需，實現基本的文化救濟，功不可沒。

　　然而，以實利主義為哲學背景，忽視傳統母語教育的人文傳承、精神熏陶，忽視言語信仰、精神創造力培育，重生存輕存在，重閱讀輕寫作，致使語文教育實踐一蹶不振。

　　語文教育亟須正本清源、改弦易轍，期待再出發。

　　20世紀初草創的我國現代語文教育，一個多世紀來收效甚微、每況愈下。其發軔伊始，“國文退化”，“搶救國文”等質疑、責難之聲便不絕于耳。及至1942年，改革派領軍人物葉圣陶先生終于承認：“國文教學幾乎沒有成績可說。”1978年，語言學界泰斗呂叔湘先生在《人民日報》著文評論：“十年的時間，2700多課時,用來學習本國語文,卻是大多數不過關,豈非咄咄怪事！”1995年，語文界第二代掌門人張志公先生坦承：“中國人學自己的語文甚至比學外語還要難，這是說不過去的事！我們這些搞語文的人是要承擔責任的。”

　　2007年，《羊城晚報》記者采訪著名作家王蒙，他說，“語文教學和文學解讀把孩子教傻了”，“我要是考作文，都能交白卷”。2007年和2008年,北京大學溫儒敏先生分別對北大中文系新生與外校學生調查：學生對中學語文教學不滿乃至反感。2012年，教育部普通高中課標調研組大范圍調查：學生對語文教學評價為所有學科倒數第一。2013年2月1日《中國青年報》撰文《北大教授呼吁：救救語文教育》，北京大學張海霞教授因絕大多數學生文稿不通，批評：“這語文都怎么學的？！”疾呼:“救救語文教育，救救我們的中華文化。”引發了學者廣泛共鳴。

　　母語教育興衰，事關國民基本素養，科學、文化進步，民族前途、命運，不可等閑視之。語文教育亟須正本清源、改弦易轍，期待再出發。

　　現代語文教育發軔：夾生的轉型

　　清末民初語文教育倉促轉型之時，便已埋下百年衰敗之因果。

　　禁八股，廢科舉、興新學，辛亥革命，廢止讀經科，打倒孔家店，文學革命，白話文運動，西學東漸等，是現代語文教育發端的政治、文化語境。疾風驟雨式的社會、時代轉型，學界順勢而為，匆匆剪斷舊教育的臍帶，急切擁抱新教育的呱呱墮地。

　　現代語文教育以反封建、科舉教育為旗幟，從貴族、古典向平民、白話教育轉向。教育目的從“為功名利祿”向“為生活”“為人生”改變。陳獨秀、胡適們倡導古典向寫實、文言向白話轉型的文學革命，蔡元培、黎錦熙們鼓吹“言文一致、國語統一”的教育革命，他們對傳統文化、教育精神的反叛與決裂，歷史功績不容置疑，然而毋庸諱言，不論在當時還是后來，他們均未對傳統教育進行深思熟慮的全面、系統的檢討，對其正面認知嚴重不足。

　　舊教育幾乎被全盤否定。據劉國正主編《葉圣陶教育文集》所載，葉圣陶說：“教育不以生活為本位而以知識為本位，是一大毛病。由于不以生活為本位，所以不講當前受用……這種精神是承襲傳統的教育精神而來的。”“舊式教育是守著古典主義的……舊式教育又是守著利祿主義的……”“必須有正確的認識……就是拋棄舊式教育的古典主義和利祿主義。”他們對知識本位、古典主義、利祿主義等一概加以排斥，主張從求知識、功名，轉向求應用、實利。對此雖有異議，但主流觀念是為人生（改善物質生活），講求當前受用。講傳統文化、孔孟之道，往往被視為封建孤臣余孽、守舊派。

　　教育界先進義無反顧地拋棄了傳統，轉向西方獲取思想資源。蔡元培、陳獨秀、黃炎培、陶行知、胡適、葉圣陶……不約而同地欣然接受了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工具主義”“實驗主義”“做中學”等觀點，以“生活本位”“應付生活”“工具性”為語文教育宗旨。有人認為，杜威對中國哲學的影響是短暫的，然而對中國教育的影響是深遠的，誠哉斯言。大約當時誰也不曾想到，這些新教育草創期“舶”來的觀念，竟主宰了語文界一個多世紀，至今仍被奉為圭臬。

　　“應付生活”本體論：信仰缺失

　　現代語文教育本體論是“應付生活”，與此相應的功能論是“工具性”：“……養成善于運用國文這一種工具來應付生活的普通公民。”這一認知深深烙下杜威印記。這里的“生活”，主要指日常、社會生活；應付生活，即滿足“謀生應世”之需（不包括滿足人的言語本性、精神生活、自我實現需求等）。在20世紀初文盲充斥、民不聊生的時代，其合理性不容置疑，缺失也顯而易見：忽視人文、終極關懷——言語生命、精神思想的培育，重“生存”輕“存在”，重“當下受用”輕“文化涵養”等（這由蔡元培先生1912年甫一就任教育總長便廢止“讀經科”可見一斑）。語文教育失卻文化、精神血脈，困頓萎靡，便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在“應付生活”本體論下，國文界將傳統教育的精華與糟粕一鍋燴了，在批判利祿主義的同時，對古典主義不進行具體分析便貿然否定。葉圣陶先生說：“舊式教育是守著古典主義的：讀古人的書，意在把書中的內容裝進頭腦里去，不問它對現實生活適合不適合，有用處沒有用處；學古人的文章，一再把那一套程式和腔調模仿到家，不問它對于抒發心情相配不相配，有效果沒有效果。”這是對古典主義有失公允的闡釋，沒有看到讀經、史、詩詞、古文等對人生、人格的滋養，是其題中之義、精髓所在。只看到“不講當前受用”，忽視其“大用”：文化熏陶、立德養氣、精神承傳，以及培養內圣外王、立言者等，忽視其人文情懷、言語信仰的養育作用。殊不知，古典主義教育，單單一句“不學《詩》，無以言”，就足以點亮學子心燈，燭照人生、溫暖終身。其作用勝過為“應付生活”“工具性”說上千言萬語。這是時代局限使然，是學界的共識，并非葉圣陶先生個人偏見。

　　“應付生活論”“工具論”，其本質是實利主義。強調語文“器用”性，以獲取直接功利效益為行為準則。把語言（語文）理解為應付生活（物質、社會生活）的工具，以技能化、應用化訓練，取代古典主義教育，貶抑其生命性、人文性、精神性。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不器。”——“應付生活論”“工具論”注重言語應用，使民眾獲得文化實惠，提高謀生能力，改善生存處境，有其進步意義，但是，其重“技”輕“德”、重“利”輕“義”、重“器”輕“道”之弊端，終將日益顯現，隨著時間推移，勢必走向其反科舉、反八股初衷的反面，殊途同歸，淪陷于舊教育“利祿主義”泥沼。今天應試教育的囂張跋扈，比起科舉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高考改變命運”的口號、“考公務員熱”等包含的逐利動機，便是實利主義教育哲學結出的苦果。始于反科舉、為人生，終于為應試、為功利，是價值理性批判缺失的必然。

　　“應付生活論”“工具論”講求“當前受用”，視語文為實用、應用技能。葉圣陶、呂叔湘、張志公先生等此類言論甚多。張志公先生談中學生語文程度的三條要求：一是“能讀一般應用的書籍報刊”；二是“能寫一般應用的文章”；三是能運用基本的工具書。談寫作目的時說：“為什么要培養學生寫的能力……為了日常生活要用。”語文教育自然須求應用，但尤須培育言語精神、思想、人格，應以言語價值觀培育為首務。實利當頭，有“技”無“道”、有“文”無“人”，精神淪落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