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梁思禮

　　梁啟超九個子女，各個菁秀，其中三個成了院士。梁思禮被叫做“老白鼻”，這是父親梁啟超對他的昵稱。風趣的父親將英語Baby（寶貝）一詞漢化，變成屬于梁思禮特有的甜蜜。也正是這個“老白鼻”，后來成為我國航天質量可靠性工程學的開創者和學術帶頭人之一。

　　回憶中的1949年，吹去歷史煙塵，露出一絹恒久的畫面，鐫在如今91歲的梁思禮的心頭。

　　1949年9月的一天，“克利夫蘭總統號”輪船一如往常，駛出舊金山港，船上的梁思禮，剛從辛辛那提大學獲得自動控制專業博士學位。和船上同樣學成歸國的20多位留學生一樣，游子心念，歸心似箭，千里之遙，快馬一鞭。

　　天津的碼頭上，闊別八年、白發蒼蒼、眼角噙淚的老母親迎接自己，正如飽受苦難的祖國張開雙臂歡迎海外游子的歸來。

　　幾個月后，著名航天技術專家、“兩彈一星”元勛王希季乘坐“克利夫蘭總統號”回國。6年后，錢學森回國，乘坐的也是這艘船。有人說，“克利夫蘭總統號”為中國的“馴火史”帶來了最初的火種。

　　火箭如噴著火舌的莽獸巨龍，梁思禮這些第一代中國“馴火人”就要為這頭巨獸套上籠頭，綁上馬鞍，駕著它從戰爭的廢墟馳向航天的大門。

    愛國的“胎記”

    一雙大眼，鵝鑾式的寬闊前額，一張典型的“梁家嘴”，舉手投足間處處是父親梁啟超的影子。“像，太像了”，曾經在南開中學聽過梁啟超演講的周恩來總理第一次見到梁思禮時，竟有種恍若隔世之感。

    梁啟超的遺傳，一個留在了臉上，一個種在了心里。

    有人曾經問梁思禮，你從你父親那里繼承下來最寶貴的東西是什么？他回答說：“愛國。”

    “愛國救國”幾乎是梁家九子女的胎記。天津市河北區民族路46號，有一幢白色的意式建筑，這里就是飲冰室，梁啟超伏案奮筆之所。他在這里寫的“人必真有愛國心，然后方可用大事”，指引了梁家九子女未來的路?；貞浿?，梁思禮瞇起了眼睛：“父親對我的直接影響較少，幾個哥哥姐姐都受過父親言傳身教，國學功底屬我最弱，但‘愛國’這一課，我不曾落下半節。”

    1941年，梁思禮赴美國深造。為了省錢，他曾裹著大衣在零下40度的儲物室挨了一夜，險些凍死，也曾在罐頭廠靠著冷凍豌豆過了一個暑假。盡管條件艱苦，但仍沒有磨滅他心中“工業救國”之夢。為了能夠轉入“工程師搖籃”的普渡大學電機工程系，他放棄了嘉爾頓學院的優厚的獎學金，改領每月微薄的盟國津貼。1949年夏天，他拿到自動控制專業博士學位，著名無線電公司RAC向他伸出了橄欖枝，但“千金馬、五花裘”無法稀釋他的赤子熱血，他選擇了回國。

    此時，他的同窗兼好友林樺，與他分道揚鑣，留在美國。曾經朝夕相處的兩人，人生的境遇由此畫出了兩條完全不同的拋物線。

    幾十年后，林樺成了波音宇航公司的首席科學家，梁思禮成了航天部的總工程師。林樺住在西雅圖一個小島上的高級別墅，梁思禮住在普通的單元房里，工資只有他的百分之一。

    有人問他對此有什么想法，梁思禮的回答是：“他干的導彈是瞄準中國的，我干的導彈是保衛祖國的。”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以后，美國人嘲笑“中國只有子彈，沒有槍”，認為中國沒有運載工具，不承認中國是核大國。中央專委決定改進中近程導彈，進行“兩彈結合”的熱實驗，梁思禮負責控制系統設計。

    正當梁思禮埋頭實驗時，“破四舊”運動波及到梁家。在特殊年代，“梁啟超之子”帶給梁思禮的不是榮耀和尊重，而是數不清的磨難。

    在“三反”、“五反”運動中，母親賣掉家中老宅攢下的積蓄，成了梁思禮被揭發有經濟問題的“證據”。一邊唱著“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一邊卻被剃光了頭發，坐在鋪蓋卷上，絕望地等待著去坐牢，梁思禮心里五味雜陳。然而，弄人的造化似乎不愿輕易放過他。1968年，母親去世，梁思禮要去奔喪，卻被要求“劃清界限”；1974年，本該在運載火箭上大展拳腳的他，被下放到河南做了豬倌……

    有人為他的遭遇鳴不平：“如果你不是1949年回國，而是1979年回國，或許就能躲過這些災難和痛苦。”

    他引用了哥哥梁思成的一句話作答：“我的祖國正在苦難中，我不能離開她，哪怕僅僅是暫時的。”

    梁思禮和所有的中國“馴火人”一樣，站在歷史耀眼處的暗面。近處，找不到他們的名字，設計圖紙上沒有他們的名字，他們是戈壁灘上被漫天風沙遮蔽著的群像背影，他們的名字被封印在打著“絕密”標簽的文件袋里。遠處，他們的名字，被一筆一筆刻在歷史坐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