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烽火連天的抗戰歲月，山西大學的發展與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雖漂泊不定，歷經磨難，但師生艱苦奮斗，弦歌不輟，八年時光對于山西大學這所百十年老校來說看似不長，但戰火紛飛中錘煉的“精研苦學”校風卻彌久常新，在黃土高原上奏響了一曲復興民族文化的樂章。

　　三原復課 薪火相傳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后，抗日戰爭全面爆發。8月初，日本侵略者不斷襲擊同蒲路北段及省城太原，山西省政府命令山西大學及省城各大專學校遷往晉南。山西大學所屬法學院遷平遙，文學院遷運城，校部及理工兩院遷臨汾。

　　因戰事吃緊，至9月中旬各院系雖陸續開學上課，但到校學生尚不足半數。11月8日，太原淪陷，省政府下令大專院校暫時停辦，所有文書、圖書、儀器等移交當地政府保管。1938年春，晉南各縣相繼淪陷，文件圖書儀器遺失一空，全校師生數百人流散四方。

　　至此已有35年歷史的山西大學在侵略者炮火的襲擊下被迫停辦。

　　1902年創辦的山西大學，到抗日戰爭前已經是一所很有實力的綜合性大學。據1936年11月通過的《修正山西大學組織大綱》載：此時本校設文學院、理學院、法學院、教育學院、工學院，共計五院十四系。

　　抗戰前教育部督學在視察山西教育后的報告中稱：“該校歷史悠久，人才輩出，歷屆畢業生之在本省各方面任事者，成績頗有可觀”。“各科教員之資望學識，大都均有足取”。[1]

　　事實上，1939年年底，山西大學停辦兩年后在陜西三原復課，其中經過了頗多周折。

　　先是1939年初夏，時任二戰區長官部政治部主任的梁化之前去重慶出差，得知前山大工學院院長王憲、教授常克勛、蘭錫魁等向行政院院長孔祥熙提出恢復山西大學的建議并得到贊同。梁化之將此消息立即電告閻錫山。閻錫山認為山大復校由王憲等人負責，恐日后難以控制，遂于8月1日在《陣中日報》[2]刊出成立山西大學復課籌備委員會及省政府通過的簡章十一條。省政府主席閻錫山兼任委員長，關于校址設備之籌辦，院系課程及人員之設置調整，校款之預算審核，學生之召集招考等均在籌備委員會職權之內。[3]

　　9月中旬，山西省政府給徐士瑚匯款15000元，電令其招新生、請教授、購圖書、買儀器，盡快恢復山西大學。

　　徐士瑚接到省政府電令后，很快投入復校工作。他首先從自己供職的西北聯合大學聘請王燕生為社會學教授、鄭文華為物理教授、楊峻山為法律教授、康石庵為機械教授，薄蘭萃、竇子錦為助教，又從國立七中調用職員8人。9月底，經過入學考試，錄取百余人為一年級新生。10月底，全體師生員工到達三原縣城。

　　本來，省政府命令北上宜川縣秋林鎮開學上課，因前方軍情突然緊張，乃改令師生在陜西省三原縣就地覓處上課。徐士瑚又通過陜西省教育廳廳長王捷三，借得三原南城原三原女中全部校舍，作為辦公、上課的場所，及文、法兩院的學生宿舍，后又租到山西街一大貨棧作為工學院學生食宿之地。

　　同時，又從各地聘請了幾名教授，并在西安、漢中等地購置大批中外文教本、圖書和儀器。1939年12月23日，停辦兩年的山西大學又正式開學上課。[4]

　　開課不久，省政府關于山西大學編制與人事的命令下達三原：閻錫山兼校長，馮綸為校務主任，經改組后的全校設工學、法學、文學三院，機電、土木、法律、經濟、歷史、英文六系及訓導、教務、總務三處，徐士瑚被任命為教務長。此種編制奠定了日后山大發展的基礎。

　　三原復課是在山西大學停辦兩年、條件極為艱苦的戰火歲月中實現的。難能可貴的是，從四面八方集結起來的山大師生，以維護中華文化為志，艱苦創業，吃苦耐勞，深思苦讀，“故復校不數月，而聲譽激增，一躍而為西北學術之中心”。1940年5月15日，《陣中日報》發表文章，一面歷數山大經費之困難，一面贊揚師生之苦學精神：當時，學校的辦公廳、教室、宿舍都是租佃的民房，大的教室有一個，可容納五六十人，小的有四個，每室可容十來人。斗室講學，頗有絳帳遺風。[5]

　　三原復課在山西大學校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不僅使這所最早成立的國立大學得以薪火相傳，而且此種環境中孕育的吃苦耐勞、精研苦學的精神成為山西大學日后發展的推動力。

　　1940年后，12月23日被校方規定為三原復課紀念日，照例全校放假一日，并舉行各種紀念會及文體活動，以示紀念。

　　“虎嘯”秋林 漂泊“克難”

　　持續八年的抗戰歲月，實為山西大學的多難之秋。

　　1939年12月23日三原復校后，學校又因“國立風潮”遷至陜西宜川縣秋林鎮虎嘯溝，后又因傷寒流行再次返遷克難坡，直到1946年4月重返太原侯家巷校園，真可謂漂流不定。

　　炮火聲中錘煉出了山西大學不折不撓的精神，亦成為本校日后進一步發展的寶貴財富。

　　1941年7月發生的“國立風潮”是遷址虎嘯溝的直接原因。

　　三原復校后，胡宗南所轄陜西地區三青團即準備與學校建立關系，1941年3月進一步提出在學校建立三青團總團部的要求，“政治閱歷淺，社會經驗少，又書生氣十足”的徐士瑚便讓時任文學院院長兼訓導長的周傳儒處理此事。7月，周與胡宗南十六軍政治部聯系后，率學校三青團員與部分教師掀起了改省立山西大學為國立的風潮，實則是在反對閻錫山。周在十六軍支持下占領學校，并將部分行政人員趕出學校，后又變賣校產，投身胡宗南部。

　　在三原已無法正常上課的情況下，山西省政府亟電教務長徐士瑚將學校遷至宜川縣秋林鎮虎嘯溝，“即使無一教授，無一學生北遷，也要將省立山大的牌子扛回來”。[6]10月底，師生200余人在總務長王友蘭的帶領下，乘騾車分批離開三原，北遷秋林鎮虎嘯溝，12月初恢復上課。

　　秋林鎮位于陜西宜川縣城東30里，有居民百余戶，該鎮東距黃河渡口小船窩60里，北上5里，便是山西吉縣克難坡。鎮北兩條大溝，閻錫山名之為“龍吟”和“虎嘯”。虎嘯溝長五六里，溝之東西兩側，有黃土窯洞百余孔，除20余孔為兒童教養院和山西科學館占用外，其余全部歸山西大學用作校舍。

　　清一色的土窯洞，無門牌，無標記，外人到此，很難分清宿舍、教室和辦公室。溝之東側的原有空地，經師生整修后可作為操場和會場。無校門，無校牌，師生及來往行人均多著大兵服，像似一座兵營，怎么也想象不出這里是一所正規的大學。

　　虎嘯溝內的學生大多為山西流亡青年，教師多為山西學者名流。在烽火連天，家鄉淪陷的戰爭歲月，這里卻管吃、管住，甚至管穿，文化在這里得以綿延，心靈在這里得到錘煉。學生無不刻苦學習，奮發向上，教師無不循循善誘，誨人不倦。

　　虎嘯溝不是龍臥虎，但虎嘯溝的人，并不都是土里土氣，笨手笨腳的山漢農夫、村姑農婦，也有見多識廣的精英，多才多氣的才女，他們的課外活動，文娛體育活動，相當活躍。[7]

　　1942年虎嘯溝內斑疹傷寒的流行在校內引起極大驚恐。是年春末，兒童教養院首先發生斑疹傷寒，隨即逐漸蔓延到秋林各地。校內教師康石庵、李經甫及法學院院長楊峻山等數人因患時疫相繼病逝，虎嘯溝內人心惶惶，談瘟色變。至暑期，外省籍教師馬非百等數人紛紛借故辭職。年底，20余名學生又因故逃離虎嘯溝。在如此人心浮動的情況下，1943年1月學校又奉命全部遷至克難坡。

　　克難坡位于黃河東岸，時為第二戰區長官司令部及山西省政府駐地，在緊靠黃河邊上的大小山頭上，一個個土窯洞坐落其間，山西大學的臨時校舍就安排在克難坡四新溝的窯洞里。兼任校長閻錫山就近“治理”，慣例便是每周在克難坡的洪爐臺對師生訓話一次，內容無非是中庸之道和閻氏哲學。克難坡上課的同時，學校加緊改善虎嘯溝的環境衛生，并修建了簡易平房數十間，至1943年10月底，全校教職員工又分批西渡黃河，遷回陜西秋林虎嘯溝。

　　虎嘯溝、克難坡時期，是山西大學辦學條件極為困難的時期，也是一個艱苦奮斗、錘煉校風的時期。師生員工不畏困苦，弦歌不輟，在黃土溝壑中勁奏著民族文化的樂曲。

　　春到人間草木知。1945年9月，抗日戰爭勝利的消息傳至虎嘯溝山西大學校園內。1946年春季，全校師生員工東渡黃河，輾轉陜西韓城，重新回到闊別9年的太原侯家巷校園。

　　自強報國 弦歌不輟

　　在烽火連天的八年抗戰歲月中，山西大學從離散、復校、搬遷到重返，從山西南部到陜西三原，再到虎嘯溝、克難坡，最終回到太原侯家巷，可謂南北播遷，歷經風雨。

　　難能可貴的，就是在如此離亂聚合的環境下，廣大師生仍身在溝壑，心系文化，教研不斷，弦歌不輟。

　　三原復校的功臣莫過于老校長徐士瑚。這位曾經在清華大學前后讀書5年，在英國和德國留學6年的山西五臺高材生，復校后，在校舍、師資、設備等極端不足的條件下，竭力從各處聘請教師，爭取經費。

　　“學校行政管理、課程安排與教師待遇，一改老山大民國以來35年的那一套，盡量按照教育部的規定辦理。各院系四年的課程，凡是教育部規定的必修課盡可能開齊。選修課則根據實情酌量開設。對于各教師講課內容，我仿照北大、清華自由講學的優良傳統，從未干預過”。[8]之后經歷的“國立風潮”、虎嘯溝斑疹傷寒，均在徐氏的主持下有驚無險地度過。

　　學校的行政和教學管理工作，并沒有因為條件艱苦而松懈。從《山西大學百年紀事》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抗戰期間雖然歷盡漂泊，但校方仍堅持嚴格治校，不斷有適時的校務會議和制度決定出臺。

　　克難坡時期，學校為適應戰時需要，甚至規定了具體的夏季作息時間：早晨5時起床；6時30分到7時30分早自習；上午8時到12時上課；下午2時到6時上課；晚8時30分就寢。晚上8點30分即要求就寢，目的在于節省燈油，甚至規定了專門的《國立山西大學燈油支配辦法》。

　　有6年留學經歷的徐士瑚校長對學生的英語學習極為重視。1944年11月，為提高學生的英語水平，尤其是學生的英語會話水平，學校專門開設了英文高級班講座，聽講學生30人，徐士瑚親自講授英文宣讀，教務長嚴開元講授英文會話。[9]

　　炮火不息，弦歌不輟。盡管條件極其艱苦，但教師們認真教書，同學們認真讀書卻是一以貫之的。1942年《學生之友》第4卷第4期曾刊登署名楊端《山西大學一瞥》的文章，道出了三原復校后山大學子的精神風貌：

　　在山大很容易看到的是同學間彼此親愛如同兄弟，也許由于大家來自戰區，被迫離開了家鄉，飽嘗到人間艱苦的流亡滋味，所以都不約而同地互相親愛，互相砥礪。

　　山大同學唯一的目的便是讀書。在這里讀書的氣氛太濃厚了。早上還沒有響起床號，念書的聲音就能傳到你的耳朵里，教室里、操場上都是同學們在讀書的身影。晚上，自習室更是熱鬧，每個教室里都坐滿了人，書桌上一盞小油燈，照耀在讀書同學們的臉上，靜悄悄地只能聽到翻書和沙沙地寫字的聲音。[10]

　　1945年4月成立的國立山西大學學生自治會是抗戰勝利前夕最為活躍的學生組織。據載，4月4日，學生自治會籌備會召集220余人在學校大禮堂舉行成立大會，徐士瑚、杜任之、嚴開元等著名教授和各系主任均出席指導。大會通過了自治會規則，選舉了理事和候補理事，自治會各部均聘有關教師作為指導員。4月17日，自治會學術部召集各學會報社聯席會議，擬在學校開展四十三周年校慶壁報競賽，極大地推動了各種學生社團的發展。[11]

　　虎嘯溝、克難坡時期雖是辦學條件極為艱苦的時期，但又是學生學術和文體活動甚為活躍的時期。物勞學會、歷史學會、外文學會、經濟學會、文藝研究會、醫學研究會、國學研究會、法學研究會等旨在探求學術的各類學會紛紛組建成立，各學會或者定期邀請教授講座，或定期就某一問題展開討論，學術探討的氛圍不可謂不濃。晉南劇社、回聲歌詠隊、籃球隊等文體團隊的活動，更給校園增添了多彩的色調。

　　據載，1945年5月43周年校慶時，4天內學生文藝社團共演出話劇、京劇、晉省各路梆子戲20多種，每晚觀眾都在三四千人。校長辦公室、圖書館、教員休息室，甚至教室的土墻上都出現了數十家社團展出的壁報，同學們滿懷信心地講道，“在這樣一種氣氛中，我們似乎能夠看到山西大學正在成長的影子”。

　　抗日戰爭期間的八年，是山西大學漂泊無定流徙辦學的八年，也是艱難困苦玉汝于成的八年。一面是戰火紛飛中的圖書設備散失，騾車步行遷徙，溝壑窯洞教學、山野油燈讀書；另一面是弦歌不輟風景，師生團結氛圍，“精研苦學”校風，艱苦奮斗精神。這是山西大學百十年辦學歷史中豪飲風雨的時期，也是承前啟后自強報國的一個悲壯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