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強制親職教育,就是政府部門強行要求涉案未成年人的父母接受專業的家庭教育指導,這種指導帶有強制性。據介紹,成都市實行的親職教育把強制提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首次通知不到場的家長,后來會遭到公安部門訓誡;多次通知不到場的,將依法給予警告或5日以下行政拘留;后果嚴重或涉嫌犯罪的,公安部門將啟動立案程序,檢察院隨之進行立案監督。
當下,我國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現象有上升態勢和低齡化趨向,案例中犯罪類型也明顯增多。這種現象已成為一個比較嚴重的社會問題,應該受到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和重視。
如何應對和解決這一社會問題?黨和政府歷來高度重視,1991年制定實施了未成年人保護法,提出了對未成年人實施四個方面的保護內容和保護措施。1999年又專門制定實施了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從加強教育、預防和矯正不良行為及預防重新犯罪等多方面對預防未成年人犯罪進行了細化規定。這兩部法律提出,保護未成年人是國家機關、武裝力量、政黨、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城鄉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家庭和學校的共同責任。但是,我認為家庭教育的責任應當是最主要的,是無可替代的。家庭教育水平的高低以及教育的真正落實,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從近幾年的青少年司法實踐來看,涉罪未成年人或者未成年被害人多數具有問題家庭背景,正是問題家庭才形成了問題孩子。監護人自身行為失范、管教能力欠缺、不履行或者不能正確履行監護職責導致家庭教育或缺失,或方法不當,這是未成年人違法涉案的重要因素。許多青少年違法犯罪都與家庭生活、撫養和教育方式的影響有關。比如,多項研究證明,孩子缺乏父愛或母愛是導致其違法犯罪的第一誘因,而這又與我國當今時代的離婚率增高導致家庭結構不完整、孩子成長環境先天不足頗有關系。
由政府以購買服務的方式,組織專門力量對未成年人的監護人開展家庭溝通、親子關系、情緒疏導等親職教育課程培訓,有利于加強監護人對孩子管教的高度重視,有利于轉變監護人的教育理念,提高監護人的教育能力和水平,有利于將對未成年人的管教真正落到實處,收到實效。
成都市的實踐也的確證明了這一做法效果明顯。據了解,其中有一個較突出的例子是,一名涉罪未成年人的離異父母參加強制親職教育后選擇復合,該涉罪未成年人在檢察機關依法不起訴后也順利考上了大學,實現了人生的一次重大轉折和飛躍。如此,既挽救了家庭,挽救了人生,還造福了社會。
父母是孩子的首任老師,家庭是孩子最初的教育場所,是未成年人社會化的第一步,也是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第一道防線。家庭環境的好壞,父母的日常言行、教子理念和方法的優劣等,都對孩子健康人格的形成起著非常重要的影響。
國家和社會在關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時候,不能只把目光僅僅放在未成年人身上,還要把眼光更多地轉向家長,發揮家庭在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中的屏障作用,采取措施強化家庭監護人的教育責任,提高監護人的教育水平能力,真正把未成年人保護法中涉及到的家庭保護職責落實好。
(作者詹懷盈,蒲公英評論獨立評論員。此為蒲公英評論網站首發作品,轉載請務必標注來源,違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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