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針見血！完全說出了我們的心聲。”華中科技大學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青年教授薛宇感嘆。

　　“說出了我們大家一直想說而又不敢說的話。”發鏈接給薛宇的張亮生說。這位32歲的同濟大學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副研究員當天甚至將文章打印了出來，反復閱讀。

　　這篇題為《給年輕人一個機會》的觀點性文章，只是4月30日《自然》專刊上“放大鏡下的中國科研”專題中的一篇。在文章中，畢業于復旦大學的王傳超博士呼吁：中國有必要與其它國家一樣，為新畢業的博士生提供資金和機會，以免青年科研人員外流、長期留在國外或完全脫離科研界。

　　“博士剛畢業時恰好是人生中精力最充沛、思維最活躍的時候，但條條框框的限制把人捆得像個粽子。”戴著一副眼鏡、身材清瘦的薛宇有些激動，“給年輕人一個機會，為年輕學者松綁，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

　　他很快把文章轉給身邊的年輕學者們，又引發了一場討論。而張亮生當天寫的有感而發的博文，則獲得了科學網上兩萬多次的閱讀量和50個推薦。

　　從事科研，他覺得自己的人生軌跡幾乎可以預見

　　就在熱烈探討科研評估體系應當怎樣“給年輕人一個機會”之時，薛宇收到科學網編輯邀請，針對這個話題，參加一個不限時的在線討論。一同受邀的還有張亮生。

　　“感覺做科研就是發發論文，心里不踏實，咋整？”

　　“想出去讀博見世面，又覺得留在國內可以攢人脈，糾結。”

　　“剛工作，總是被單位要求頻繁地轉換課題，怎么破？”幾天前，討論剛一開始，短短幾分鐘之內，數十條問題便出現在屏幕上。

　　年輕人們的問題五花八門，薛宇對著屏幕卻只看到倆字——迷茫。“這是學生和年輕學者普遍的感覺”，他已經工作了9年，這種感覺卻仍然伴隨左右。

　　和很多八零后一樣，35歲的薛宇偶爾也會向往一下“不一樣的人生”。但從事科研，他覺得自己的人生軌跡幾乎可以預見。

　　曾有人對他形容在讀博士們的命運：杰出的博士畢業后，人生的軌跡便是，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教授，教授……直到最后去世成為死教授。不夠杰出的博士畢了業，就只能轉行，在遠離專業的其他領域“打醬油”。

　　博士的出路似乎越走越窄，薛宇覺得，是科研評價體系出了問題，“在國內，評價一個學者的方式幾乎就是數論文。”

　　他一度理所應當地接受著這種體系的評價，認為“做科研的一生，就是發論文的一生”，相比于同齡人，薛宇覺得自己算得上幸運，博士畢業后，他便直接被母校華中科技大學聘為副教授。

　　但后來看到北京大學饒毅教授寫的科普博客，他才突然意識到，科學家的形象不應該只是 “戴著大眼鏡，整天蹲在實驗室”，像霍金寫《時間簡史》、道金斯寫《自私的基因》那樣為大眾普及科學知識，一樣是科學的一部分，而對創立私人公司的克雷格·文特爾和楊煥明這樣的學者，也應當給予寬容和認可，畢竟，科學也要關注應用和產業。

　　可據他觀察到的現狀，學界對于科學家寫科普、學者開公司的評價，依然是“不務正業”。

　　薛宇的研究領域是生物信息學，這是一門由生命科學、信息學以及數理化等多門學科交叉的新學科。“更偏向IT”，他解釋說，主要的工作就是用計算機分析人類數目巨大的基因序列中表達的結構功能的生物信息。

　　然而，這個被稱為“21世紀自然科學核心領域”的前沿學科，卻因為其更偏向于技術的特質，而受到一些帶有偏見的評價。早幾年，從事生物信息學的科技機構“華大基因”就曾因為研究的是技術和方法而被斥“沒有科學”。 身在同一領域，薛宇很有感觸，“做科學就應該比做技術要顯得檔次更高？科學與技術何時分家過？”

　　他感覺，科研評價里許多不成文的條條框框將人束縛住了，留給年輕人的只剩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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