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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師資建設應從“支教”轉向“資教”

發布時間:2015-12-21 09:3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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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民間很多“資教”模式都帶有明顯的公益眾籌色彩，由于門檻低、交互性強，社會公眾參與熱情很高。政府應該趁機“加把火”，同時發揮服務優勢，在做好監管的基礎上為各種公益眾籌項目搭建平臺，統籌協調資源。

　　“同情不是愛情”，這則廣為人知的“愛情金句”，用來談公益其實也很合適——對鄉村教師的公益扶持，僅僅出于同情而進行慈善式的捐贈或支教已經很難達到理想效果了。

　　長期以來，在公共語境中，鄉村教師總是與貧窮、苦情等聯系在一起。這也成為激起人們同情心的重要原因，于是有人慷慨解囊，有人躬身投入。這種面向鄉村教師的“公益行動1.0版”實質上都可以歸類為“支教”模式，更多依憑的是公益者的奉獻精神和心靈力量。對于個別受益的鄉村教師和困境重重的鄉村教育來說，這當然是非常需要的，也是值得尊重的，但客觀而言，實際效果有限。由于支教力量常常流于分散，難以成為系統性行為，僅靠精神感召而無制度保障的公益行動常常難以持久。

　　近期有一個可喜的現象是，一些民間公益力量開展的鄉村教師支持計劃紛紛致力于公益模式的創新，比如“馬云鄉村教師計劃”和由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發起的“燭光行動——鄉村資教計劃”。“燭光行動”的核心理念是本地師資和優厚薪資，即提供優厚薪資聘用本地老師到本地學校教本地孩子，這不但有利于鄉村教師隊伍的穩定，而且還讓這個職業有了更多吸引力。這些項目主要提供的是一種“資教”模式，可謂是面向鄉村教師的“公益行動2.0版”，其最大特點是真正把鄉村教師當作教師職業體系中的重要一部分，采用市場調節的方式——同一份職業，在條件更為艱苦的地方應給予更多的經濟補貼，以此來調節師資的均衡和正常流動。

　　“資教”模式所遵循的理念說起來并不高深，甚至是一種常識。在很多發達國家，比如美國和日本，在鄉村學校任教的老師收入都要高于城市同行，這是通行理念并得到制度性貫徹。因為鄉村條件艱苦，鄉村教師的待遇高于城市教師，才會有同等水平的教師愿意到鄉村任教。但在我國很多地區，越是沒人愿意去的地區，工資待遇越低，因此很少有優秀教師愿意到鄉村執教，鄉村教育質量自然無法保證。這種“資教”模式的真正可貴之處，在于將被人們漠視的理念付諸行動，昭示出什么才是對鄉村教師和鄉村教育的真正支持。

　　政府也需要角色轉型。近年來我國各級政府在鄉村教育上沒少花心思，包括推出農村特崗教師計劃、免費師范生計劃、支教計劃等，但成效并不理想。筆者以為，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依然停留在“公益行動1.0版”的思維中，并未將鄉村教師當作是教師職業體系中的重要部分，僅僅是出于對他們處境的同情，進行一些幫扶性的政策補助，并未在保障鄉村教師的待遇和職業榮譽感的基礎上，做出“資教”性質的制度設計。

　　對于民間公益創新，政府不但應當積極支持，更要從中反思自身責任，讓民間公益模式創新得以撬動政府政策和制度設計上的創新。以往從項目設計、資金分配到人員投入，政府都大包大攬，民間的熱情很難激發出來。而現在民間的很多“資教”模式帶有明顯的公益眾籌色彩，由于門檻低、交互性強，社會公眾參與熱情很高。政府應該趁機“加把火”，同時發揮服務優勢，在做好監管的基礎上為各種公益眾籌項目搭建平臺，統籌協調資源。政府還可以通過購買社會服務的方式，進一步激發社會參與“資教”的熱情，更大程度上兌現保障鄉村教師的待遇和職業尊嚴的承諾。比如湖北已經對這種政府層面的“資教”模式做了多年探索，由政府購買階段性服務崗位，通過政策引導和經濟激勵，建立省級統籌的農村義務教育學校教師引入新機制。

　　教育均衡如今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其重點是縮小城鄉教育差距，而提升鄉村教師水平又是縮小城鄉教育差距的重中之重，《鄉村教師支持計劃（2015—2020年）》也明確指出要把鄉村師資建設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位置。大環境已經具備，企業和公益機構可以積極探索更為靈活有效的“資教”方式，政府應出臺“資教”性質的系統制度設計并做好服務支撐，各界共同發力，讓廣大鄉村教師和鄉村教育擁有更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