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教師能提出語文教材存在的問題很好,我們應該有這樣的反思精神。讀這篇文章,我很自然地想起了《光明日報》曾刊登的《讓語文教材更符合教育規律》一文。文章所介紹的葉開先生對語文教材的看法可以歸納為兩點:從教材角度看,語文教材被附加了太多泛道德化的因素,且隨意篡改文本原意,以至于原文的精髓和準確優美的文字都被拋棄和歪曲;從教材選文角度看,選文水平偏低,有些教材的文章摘選自報刊和文摘,從語文的意義上看,沒有什么水平可言。
筆者是一名語文教師,盡管不完全贊同葉開先生的看法,但也不得不承認我們的語文教材確實存在問題,需要進一步思考:什么樣的漢語言材料可以進語文教材?語文教材該由哪些人編選?這些人編選語文教材的標準是什么?
我國從1903年單獨設置語文學科至今,語文教材就承載著語文教學的目標和任務。可以說,語文教材的選編與使用本身就是一個接受使用者(包括評價者)檢驗其優劣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語文教材也發生了或大或小的變化。這種變化雖然不能說是朝優秀的方向發展,但客觀地說,還是在朝良好的方向發展。尤其是,自改革開放后,人們逐漸認識到政治色彩和道德說教色彩濃厚的文章對語文教材和語文教學的戕害,通過不斷反思,編寫語文教材的標準在實踐中不斷更新,所以今天出現了不同的語文教材選編標準體系,產生了不同內容的教材。
語文教材的編寫取得了不少進步,但仍有一些不太科學的做法或者說存在分歧的地方。例如,較少考慮不同學段學習主體的身心一體化發展,教材內容難以體現豐富多彩的生活,且不同的編者對待語文知識體系的態度存在很大差異,對語文學科性質和名稱的認識還存在分歧。例如,多年來一直在爭論如何做到“人文性與工具性的統一”,這門課程應該叫“語文”還是“漢語、中文、國文、國語”……也就是說,至今,我們對語文教材及語文教學尚未有一個準確的、科學的把握。相對于知識體系比較穩定的其他學科教材,語文教材表面的繁榮恰恰折射出編選的隨意性和個別專家意見的獨斷性。
因此,如何“讓語文教材更符合語文教育規律”就值得深刻思考。我們還需想明白,語文教育的規律究竟是什么。這樣,回答“什么樣的漢語言材料可以進語文教材、語文教材該由哪些人編選、這些人編選語文教材的標準是什么”等問題也就有了依據。
看來,語文教材要解決的問題不僅僅是在教材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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