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我們幾個人去打了一次獵……打上了一只松鼠。”

　　鄧稼先：“你們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

　　于敏：“不，現在還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標本……但我們有新奇的發現，它身體結構特別，需要做進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們人手不夠。”

　　鄧稼先：“好，我立即趕到你那里去！”

　　13億中國人終于見到了他們的“保護神”。

　　自1988年他的名字解密以來，盡管在1999年9月18日中央軍委表彰為研制“兩彈一星”做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大會上，他第一個被授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并代表科學家發了言，但他的名字始終沒有達到為公眾所熟知的程度。

　　對中國，他有著與好友兼師長鄧稼先同等重要的貢獻。英年早逝的鄧稼先已經以“中國原子彈之父”的聲名為世人熟知，但他依然保持著神秘的低調，大眾媒體很少見到他的名字。

　　這似乎與他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不太相稱。是的，是“中國歷史”，不必再加限定范圍的修飾詞，比如“中國科技史”，“中國現代史”之類。即便橫跨中華五千年文明史，他也足以成為最閃亮的那顆星之一。

　　2015年1月9日，北京人民大會堂。萬眾矚目，掌聲如潮，全國的媒體把聚光燈對準他。

　　“中國氫彈之父”于敏，終于以最隆重的方式出現在13億中國人面前。

　　在1961年1月12日之前，于敏的簡歷可以用四平八穩來形容。

　　1926年8月16日出生在天津市寧河縣；1944年考上北京大學工學院；1946年轉入理學院念物理，并將自己的專業方向定為理論物理；1949年本科畢業，同時考取研究生；1951年畢業，隨后進入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

　　盡管對絕大多數人來說，北大和中科院的光環已經足夠耀眼，但于敏走的依然是那個年代高級知識分子所走的循規蹈矩的一條道路。

　　事實上，于敏本人對這條人生之路非常滿意。

　　他這樣描述自己：“性格內向，喜歡寧靜，從大學開始就喜歡基礎科學研究，對應用研究不太感興趣，比較適合從事小科學研究，不宜從事大科學研究。”

　　在中科院濃厚的研究氛圍中，于敏非常愜意。到1960年，34歲的于敏在原子核理論研究領域耕耘近10年，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1955年，他還獲得“全國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稱號。

　　就在于敏埋頭研究時，中國正在進行原子彈的研制工作，氫彈的研究也順理成章地提上日程。

　　當時二機部核武器研究所是中國核事業開展理論研究和實驗論證的大本營，研究人員主力集中在原子彈的攻關上。為預先布局，錢三強抽調了一批年輕人進行氫彈理論預研。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61年1月12日，于敏接到了去錢三強辦公室談話的通知。在辦公室里，“錢三強非常嚴肅和秘密地告訴我，希望我參加氫彈理論的預先研究。這是我始料不及的事情”。

　　在回憶文章中，于敏講述了自己當時的思想斗爭：“我從大學開始就喜歡基礎科學研究，對應用研究不太感興趣……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去從事諸如研制氫彈這樣一類大系統科學工程的工作……我國當時正處于遭受天災人禍，蘇聯撤走專家，國民經濟非常困難的時期，中央仍下決心要堅持搞原子彈和氫彈。錢三強先生在這個時候找我，要我參加研究，我深知這件事情的重要性。”

　　短暫的思想斗爭以后，于敏接受了這項沉重的使命。“面對這樣重大的題目，我不能有另一種選擇。”于敏說。

　　但即便如此，他依然心有念想：“等突破氫彈原理，我國自己有了氫彈以后，再回去搞基礎科學研究。”

　　此時的他不會想到，他的一生，從此和中國核武器研究緊密相連，再也無法分開。

　　1958年6月21日，毛澤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說：“原子彈就是那么大的東西，沒有那個東西，人家就說你不算數。那么好吧，我們就搞一點吧，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命運的翻云覆雨手下，1961年1月12日，在錢三強的辦公室里，成全毛澤東預言的人，出現了。

　　氫彈是非常復雜的系統，它的原理突破絕非朝夕之功，需要大量的計算。當時我國設備落后，僅有一臺每秒運行1萬次的計算機“104機”，而且95%的時間分配給原子彈計算，只有5%的時間留給氫彈。于敏和小組成員每人一把計算尺，廢寢忘食地計算，一篇篇論文交到錢三強手里。從1961年到1965年，小組成員完成論文69篇，對氫彈的很多現象和規律有了深刻認識。

　　然而氫彈原理依然深藏閨中。一條條途徑被提出來，經過小組成員仔細的討論、計算和分析，又一條條地放棄了。如果無法實現原理突破，制造氫彈就是水中撈月。

　　1965年9月底，于敏和50多名科研人員抵達上海華東計算技術研究所。該研究所有國產最新型的J501計算機，運算速度達每秒5萬次。他們此次來上海的任務，是完成加強型原子彈的優化設計。

　　加強型原子彈雖然含有熱核材料，但是熱核燃燒不充分，只起加強原子彈威力的輔助作用，并非氫彈。二機部希望通過加強型原子彈的攻關，探索設計氫彈的道路。

　　大家一抵達上海就投入工作，很快就提出了一些模型，并獲得了大量的計算數據。然而數據表明，這些模型的聚變份額都很低，這表明其中的熱核材料并沒有充分燃燒。

　　這一段時間，于敏經常深入到計算機機房，在堆積如山的計算機打印的紙帶中，聚精會神地仔細分析計算結果，一看就是幾個小時，常常顧不上吃飯。大家幫他把飯打來，他就邊吃飯、邊思考問題。為了找出優化設計中的問題所在，于敏埋頭于海量數據，進行深入細致的系統分析。

　　日復一日繁雜地計算，日復一日不斷地思考。

　　最偉大的突破，往往孕育在最平淡無奇的看似重復、枯燥的勞動之中。

　　于敏注意到了解決熱核材料自持燃燒的關鍵問題，從此出發，他又設計出了精巧的結構，使熱核反應可以持續進行下去！

　　氫彈原理如今被大而化之地敘述為“利用原子彈爆炸的能量，點燃氫的同位素氘、氚等輕原子核，使其發生聚變反應，瞬時釋放出巨大能量”。只要接觸過中學物理的人，都能輕易地讀懂它。

　　然而在當時，中國的科研人員經過千辛萬苦，才終于找到了實現這一原理的數學、物理基礎和技術途徑。

　　氫彈原理的“牛鼻子”被牽住了！

　　獲得突破后，于敏興奮地給鄧稼先用暗語打電話。這段對話如今已成為中國“兩彈一星”研制史上的經典對話。

　　“我們幾個人去打了一次獵……打上了一只松鼠。”鄧稼先聽出是好消息：“你們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現在還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標本……但我們有新奇的發現，它身體結構特別，需要做進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們人手不夠。”“好，我立即趕到你那里去。”

　　鄧稼先把上海的數據和方案帶回北京。經過各方討論和完善，該方案成為中國氫彈研究的主攻方案。此后，中國氫彈研究勢如破竹。1966年12月28日，中國成功進行氫彈原理試驗，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以空爆形式取得成功。自此，在成功進行原子彈試驗2年零8個月后，中國又成為世界上第四個擁有氫彈的國家。

　　于敏在中國突破氫彈進程中發揮的作用，得到廣泛的承認。

　　錢三強評價：“于敏填補了中國原子核理論的空白。”

　　“兩彈一星”元勛彭桓武評價：“原子核理論是于敏自己在國內搞的，他是開創性的，是出類拔萃的人，是國際一流的科學家。”

　　諾貝爾獎得主、核物理學家玻爾訪華時，評價于敏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是“中國的氫彈之父”。

　　然而于敏本人卻并不喜歡“中國氫彈之父”的稱號。西方習慣將理論突破中起重大作用的人稱為“XX之父”，于敏認為“XX之父”的稱呼不科學，他說：“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學、技術、工程于一體的大科學系統，需要多種學科，多方面的力量才取得現在的成績，我只是起了一定的作用，氫彈又不能有好幾個‘父親’。”

　　氫彈試驗成功后，于敏并沒有如他當年所想，重新開始他感興趣的基礎研究。他已經把自己和中國的核武器研制事業融為一體。在中國核武器的發展歷程中，于敏繼續著自己的探索和努力。

　　1986年，鄧稼先和于敏就核試驗問題向黨中央遞交建議書，規劃了中國核試驗的未來方向。1992年，在一次談話中，于敏分析了核禁試的前景。他說：“1963年的美、蘇、英《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是因為它們大氣層試驗做夠了，但地下試驗還必須做，以了解實現核武器小型化的途徑。1974年美蘇簽訂的《限制地下核試驗當量條件》，是因為它們大當量的做夠了，可以限制15萬噸了。現在，在核試問題上，它們的每步棋也各有底牌。”經過一番分析，他認為“全面禁止核試驗或分步驟達到禁試都是可能的”，并強調：“要保持技巧、水準、人才，這是十分重要的。因此，要強調實驗室工作的加強。在經過有限的核試驗之后，通過實驗室工作，可以解決安全、可靠問題。”

　　后來幾年的實際情況，基本上就是按照于敏分析的那樣。于敏，又一次為中國的核武器發展指出了方向。

　　1999年9月18日，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之際，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對當年為研制“兩彈一星”做出突出貢獻的23位科技專家予以表彰。23人里，有21人有海外留學經歷，只有于敏和錢驥，是我國“土生土長”的專家。錢驥是搞人造衛星的，于敏便成了核武器研究專家中唯一一個“土專家”。

　　就是這個“土專家”，在關鍵時刻，為中國的氫彈和核武器事業指明了方向，為中國成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國，為中華民族的安全，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如此經歷，堪稱傳奇。

　　于敏如今安度晚年，但他仍保持著從小養成的兩大愛好：看京戲和古典文學。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時，他常和鄧稼先等好友到戲院門前“釣退票”。在他家的客廳里懸掛著諸葛亮《誡子書》中的一句話：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

　　上世紀80年代初，在核試驗場等待氫彈試驗結果時，物理學家陳能寬感慨系之，脫口背起了諸葛亮的《出師表》，于敏聽后也和著背誦起來，背到動情處，慷慨激昂，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容。

中國史詩

　　“中國氫彈之父”于敏成為本年度國家最高科技獎的唯一得主，又把人們的思緒帶回“兩彈一星”的年代。

　　“兩彈一星”已經成為一部中國人的精神史詩。既是史詩，就需要帶一點傳奇色彩。“兩彈一星”的故事中，毛澤東的預言最為人津津樂道。1958年6月21日，毛澤東說：“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很難想象，理工科知識近乎為零的毛澤東是哪來的底氣說出這段話的。結果就在1967年6月17日，中國氫彈爆炸成功，人民日報當天就出了套紅喜報，打頭的就是這句話。而21世紀的小青年，干脆直接驚呼“毛爺爺肯定是穿越來的”。

　　如果沒有于敏的靈光一現，毛澤東的預言十有八九要落空。而錢三強調于敏進入氫彈理論研究小組，其實也沒什么伯樂一眼看中千里馬的戲份——當時的主要人馬全都投入原子彈的研究，能抽出空來搞氫彈理論預研的，實在沒幾個人了。歷史就是這么吊詭，很多時候它根本不需要精心埋設的伏筆，反倒是無心插柳的一下，卻掀起了巨大的波瀾。

　　但光靠傳奇，也成就不了史詩，那些只是點綴。史詩自身，自有成為史詩的邏輯。《荷馬史詩》流傳千年，傳奇般的故事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展現的以人文主義為基礎的自由主義情景為日后希臘人的道德觀念——進而為整個西方社會的道德觀念——立下了典范。這才是史詩恒久流傳的根本。

　　那么“兩彈一星”何以成為中國人的精神史詩？在1999年9月的“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表彰大會上，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將“兩彈一星”精神概括為“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力協同、勇于登攀”。而對中國現時的科研工作者來說，“兩彈一星”研制過程中另兩句著名的話，同樣具有現實意義。一句是毛澤東那個著名的批示：“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一句是周恩來的“嚴肅認真，周到細致，穩妥可靠，萬無一失”的16字工作方針。前者現在仍是我國推進大型科研攻關項目的指導思想，后者則是對待科研工作的態度。

　　對如今還經常陷入條塊分割、互為壁壘狀況的科研界來說，對那些還以一顆浮躁之心對待學術的研究者來說，這些話是過時了，還是仍然有著史詩般的光環呢？

　　你懂，或者不懂，中國史詩就在那里，不來，不去。 （高毅哲）

★于敏和中國氫彈之路

　　1954年秋，我國在廣西采到第一塊高質量鈾礦石。

　　1955年1月  毛澤東在中南海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李四光、錢三強等將廣西鈾礦石帶進中南海，現場演示探測礦石放射性。會議做出具有歷史意義的決策，發展中國原子能事業。

　　20世紀50年代，于敏從北京大學本科、研究生畢業，在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員。

　　1960年8月  蘇聯撤走在中國核工業系統工作的全部200多名專家，并帶走所有重要的圖紙資料，停止向中國提供原來訂購的核工業配套設備。中國核工業自此完全走向獨立自主發展之路。二機部核武器研究所成為研制核武器的大本營。

　　1961年1月12日，錢三強秘密交給于敏氫彈研究的任務。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二機部核武器研究所的主要工作立即轉入氫彈的突破。

　　1965年9月底，于敏到上海，進行加強型原子彈的優化設計。

　　1965年11月 于敏發現熱核材料充分燃燒的關鍵所在，并用暗語給鄧稼先打電話。鄧稼先緊急趕到上海，聽取匯報，并用自己的工資請上海小組吃大閘蟹表示慶祝。

　　1965年12月，二機部將于敏方案定為研制氫彈的主攻方向。

　　1966年12月 氫彈原理試驗獲得成功。

　　1967年6月 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

　　1988年 于敏名字解密。

　　1999年9月18日  于敏獲“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2015年1月9日 于敏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