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看守柏林墻的士兵,你的任務是射擊翻墻者,你能不能把槍口抬高一厘米呢?如果你是納粹集中營的看守,你能不能拉長處決的周期,最后少處決一點人呢?生活固然艱難,但絕對沒有選擇的情況很少,大多數時候,人都擁有“一厘米主權”,是否使用它,是你的良知和思想在起作用——這是魏勇的觀點。
他總是試圖讓學生們明白:人生固然無往而不在枷鎖之中,但是否使用“一厘米主權”,仍然能使我們成為迥然不同的人。
就如他自己的人生,就是堅決捍衛“一厘米主權”的過程。
走夜路的人總想抬頭
臉上掛著笑,眼神卻若有所思——這是魏勇慣常的表情,好像精神總要跳出肉身去遨游遠方。在回答記者“你2008年來的北京,那時候感覺怎么樣?”的問題時,他給出的答案是:“就像回到了精神上的故鄉。”
他語氣平靜地講了一連串理由:他愛文化、政治,愛豐富的信息,愛隨處可見的思想盛宴,而北京提供了這一切。盡管一直生活于川渝地帶,但他內心里一直對北京有著親切和歸屬感。2008年,他看到十一學校校長李希貴寫的《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一書,義無反顧地決定進京。
彼時,他已經在重慶教了7年書,成績一流,深受學生喜愛,擁有特級教師頭銜,又是享受政府津貼的專家,可算功成名就??伤廊贿x擇了告別家人進京“北漂”。多年后他用電影《肖申克的救贖》作類比——初進監獄的人排斥、痛恨,然后是習慣,最后就離不開。這個比喻的潛臺詞是,他感覺自己像一個囚徒,在應試教育的體系中摸爬滾打,活得很“擰巴”。
他在朋友圈寫:“去20多年前工作過的校園逛了逛,沒有感動,只有羞愧。看到的是一個心機重重,總想在分數上超過別人的人,一個為蠅頭小利而算計的卑微生命。”
卑微、算計的感覺讓他難受。他從小就向往有神圣感的生活,最大愿望是當兵。他在基層學校教書,靠五斗米養家糊口,這樣的生活煙火氣十足,卻毫無“神圣”可言,所以他一直有一種游離感。
他的朋友差不多都是那種不肯隨波逐流的人。其中一位叫范美忠,也是教師,在汶川地震后寫了一篇《那一刻,地動山搖》的帖子,承認自己在地震發生時先于學生逃生。人們為他貼上“范跑跑”的標簽,各種痛斥潮水般涌來,卻很少有人去看他的原帖,看他如何剖白內心,反省作為一個人的脆弱和無力。
魏勇和范美忠一樣固執地要保持思想獨立,但是與畢業于北大的范美忠比起來,他更懂得妥協。他在中國教育生態鏈的最低端生活多年,從不試圖站在整個體制的對立面。像電影里的主人公一樣,他一面用智慧適應生活,所教班級成績斐然,一面小心翼翼地守護著自己的“一厘米主權”,堅持大量閱讀,堅持思考和寫作。
他用心琢磨教學方法,幫學生梳理知識點,讓他們把歷史圖景了然于胸。講歷史之余,他會給學生講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尼采的《悲劇的誕生》,還有其他很多他閱讀體驗中感到精彩的東西,“用思想點燃課堂”。他成功了,但是并沒有陶醉,或者說短暫的陶醉后很快清醒,因為培養考試機器這件事,絕不能讓他熱血沸騰甘愿付出整個人生。
就像一個走夜路的人,老老實實趕路之余,他總想抬頭仰望一下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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