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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支撐國家技術創新需有整體架構

發布時間:2016-09-20 11:2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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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當前，中國的社會經濟處于重要轉型期。應對轉型發展，高等教育改革不能碎片化，而需要有整體思路。出于這個目的，本文選取美國等七個主要國家為分析對象，探討它們在相應的發展歷程中的針對性做法。研究表明，高等教育社會服務理念的確立，研究型大學、工程師學校、創業型大學的崛起，高等學校體系的設計與建立，國家科技政策支持、科學技術創新立國、軟件業繁榮等戰略選擇，產、學、官、研的緊密合作等，是各國走向成功的有效政策選擇。因此，本文提出高等教育改革應加強對體系的整體設計，以多樣性為基礎適應社會的多元需求；要針對新興產業的人才需求，推進學校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教育適應社會的能力和主動性；針對工業行業的技術技能人才需求，需要把“產教融合”當作基本的育人、辦學、治理模式來建立；提出要加強行業特色大學對行業的創新驅動和技術先導作用等具體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高等教育技術創新國際比較高校體系政策建議

　　標題注釋：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高等學校分類體系及其設置標準研究”(14JZD046)的研究成果。

　　自國家“科教興國”戰略實施以來，高等教育的重要性逐步得以凸顯。之后，政府在國家層面陸續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發展戰略，在高等教育領域實施了一流大學建設、高職院校示范校建設、新建本科院校轉型發展等重點專項建設，高等教育的規模更是快速增長。高等教育發展與國家戰略是呼應和匹配的，此外我們也一直進行或逐步開展著工程教育改革、產學研結合、大學科技園建設、專業學位發展、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等探索。我們的每一項改革探索都是針對問題，并切中時弊，高等教育似乎應該能夠很好地滿足社會需求，但事實卻不盡然。筆者參加過其中的一些相關工作，目前也參與著中國制造2025教育如何應對的政策調研，深切地感悟到整體設計高等教育發展思路的重要性。

　　一、高等教育改革存在著碎片化傾向

　　十幾年來，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成就巨大，如毛入學率迅速提高、發表論文數飛漲、世界大學排名不斷出現驚喜等。這期間也出現過一些爭議，如質量、特色、行政化、債務等，但政府通過質量工程、卓越計劃、專業學位、現代大學制度建設、加大投入等措施，都一一予以化解。而當錢學森之問、畢業生就業難、學術腐敗造假等更深層次問題呈現出來之后，社會、學界開始了新的反思，也提出了諸多解決問題的思路。于是高等教育又開始了綜合改革，但目前依然在深水區和攻堅期。

　　1.什么是改革的碎片化

　　直觀地說，改革的碎片化就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改革拘泥于就事論事。

　　說高等教育改革存在著碎片化傾向，可能會有爭議。如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科教興國戰略、高水平大學建設、素質教育、創新型國家建設、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等，創新和向上水平的指向是明顯的；另一條線是應用和面向經濟建設，思路也十分清晰，如高職院校的建立和發展、人力資源強國戰略、專業學位發展、新建本科院校轉型發展、創新創業教育等。當然，這是筆者現時的梳理。

　　可是，如果我們換個角度看，就會發現從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頒布至今，高等教育改革發展的主題詞其實存在著漂移，如質量公平、去行政化、章程建設、內涵式發展、綜合改革、治理現代化、轉型發展、創新創業教育等。這些主題詞雖然有著極大的相關性，但它們畢竟是不同的詞。再進一步地展開，能疊加上的詞也許還有更多。

　　這就遇到了一個問題，改革的主線條是什么？當我們進入到深水區和攻堅期后，事情變得復雜起來、問題開始增多。是就事論事解決問題，還是整體規劃抓大放小，需要思考。

　　2.改革碎片化如何產生

　　產生碎片化的原因眾多，歸納起來主要有：

　　一是改革的頭緒繁多。這20年來，我國經歷了從傳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從經濟欠發達國家向中等發達國家的邁進，高等教育也經歷了從精英教育向大眾化教育中后期的跨越。社會、經濟、教育都處于轉型期，面對的情況十分復雜。頭緒多需要解決的問題就多，改革的面、點就多。

　　二是政府由具體的部門組成。政府是一個籠統的概念，其實它們是由具體的部門和個體的人組成的。個人和部門都有做好本職工作的愿望，發展的速度又快，改革措施不可避免就多。對改革的初衷毋庸置疑，可以說每一項改革出發點都是好的，而且改革的結果也都不錯。但多種改革齊頭并進會增加人們的忙碌感。

　　三是預算體制需要有項目。現在人們對“項目”的議論很多，其實它是合乎現行規定的制度選擇。我國預算方式是基本支出加項目支出，正常該給的錢都給了，由基本支出解決，想多做事就要申請項目。所以說，項目制不是懶政，而是勤政，是想多做事的標志。

　　那么問題來了：既然都是積極的因素，可為什么又進入到深水區和攻堅期，出現錢學森之問和畢業生就業難呢？答案是單項都對，可放到一起可能就出問題了，因此需要綜合改革。

　　3.解決問題的方向在哪里

　　當前，改革與發展面臨很多問題，這些問題都是重要和棘手的，因此都需要解決。但如何解決卻有個層次問題，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和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要先見森林再見樹木，即小原則遵從大原則。這里的大原則一是要符合教育規律，二是要滿足社會需求。而在高等教育日益多樣化的今天，統籌設計就成為統領性的制度安排。

　　對高等學校的整體設計需要兼顧創新型國家建設、制造業大國和學術型人才培養、應用型人才培養等一系列的社會需求，還需要考慮學校的特色、自主辦學權力和發展積極性。之后，不同學校的辦學模式、教學模式和治理模式也應該是有差異的。

　　政府在完成對高等學校的宏觀統籌設計后，就要放手讓學校依法自主辦學，實行目標管理，即所謂的“宏觀有序、微觀搞活”，這一步的經費支持主要靠基本支出預算解決。此后，政府去發現學校好的做法、好的點，仍然可以通過項目來支持，仍然需要有工作抓手。只不過這些項目不是千篇一律的，也并不一定要求別的學校來學習，這應該成為今后重點建設工作的新的模式。其結果必然是：好的標準逐步多元起來，政府的工作更加有效和獲得擁護，學校的辦學積極性得到激發，社會需求通過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而得以滿足。

在高等學校的體系環節中，推動國家、產業、企業技術創新和應用是過去發展的弱項，今后需要特別加強和給予政策關注。這也是國家現代化的基礎。

二、世界主要國家推動技術創新的典型做法

　　進入工業化以后，大學走出了象牙塔，高等教育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各國也主動通過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導來加強這種支撐作用。本文對此不全面闡述，而選取部分代表性國家的典型特色模式加以梳理，目的是對我國的制度、政策設計有所借鑒。

　　1.由社會服務功能而催生的美國研究型大學

　　美國是當今世界第一經濟、科技和高等教育強國。由于教育權在州并且推崇市場導向，其多樣化高等教育特征明顯，研究型大學、州立大學、專門學院、文理學院、社區學院等特色鮮明、優勢互補。在世界流行的知名大學排行榜中，美國的研究型大學居于絕對的領軍地位。需要明確的是，美國的研究型大學不是寫論文寫出來的，而是為社會服務干出來的。只不過隨著社會、經濟、科技的不斷進步，大學成為創新之源，教師就自然有論文可寫、可發。

　　高等教育的第三功能是美國的發明，美國教育的哲學基礎是實用主義。贈地法案的主要內容就是以贈地的方式推動大學為本地區的農業開發推廣服務。美國大學開展科學研究工作比英國、德國都晚，1862年耶魯大學第一次授予自然科學博士學位和1876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首先創辦研究院，標志著大學制度性開展研究工作的開端。直至二戰前，科研主要依據教師個人興趣，當作研究生教學工作的副產品，規模較小。例如，二戰前，1400多所高校中只有180余所開展研究工作，全部研究經費尚不足5000萬美元[1]。

　　二戰期間，總統羅斯福根據國家備戰的需要決定大力開展科學研究，于1940年成立了國防委員會，后改稱為科學研究與發展局。二戰剛結束，羅斯福即責成局長布什規劃戰后美國科研體系，著名的《科學——無止境的疆界》國家政策報告由此誕生。報告指出國家利益要求把科學放在中心位置，聯邦政府必須清除一切阻力，堅持對大學實行資助。之后，聯邦政府做出重要的政策性決定[2]：加強對科研的投資，特別是加強對大學的資助，從而開創了大學研究的繁榮時期。

　　聚焦美國大學科研對技術進步的貢獻，以下三種國家政策行之有效，從思路上講也比較務實，大大提升了大學的研究實力與活力。

　　第一，政府與大學通過項目合同推動研究。如根據《1940～1944年政府戰時研究與開發報告》，約200所學校與政府簽訂了研究合同，資金高達2.34億美元，其中麻省理工學院6600萬美元、加州理工學院4000多萬美元、哥倫比亞大學1900萬美元、哈佛大學1500萬美元[3]。逐步地，美國大學的研究經費主要來自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和政府的其他部門，如國家航天局、能源部等，占總研究經費的一半以上。

　　第二，在大學建立國家實驗室。美國只有為數很少的國家實驗室，而這些實驗室一般都附屬于大學[4]，如僅加州大學系統就接管了三個國家實驗室，各類人員有18000多人[5]。許多國家實驗室本身其實就是以大學實驗室為基礎發展起來的，如當初加州理工學院的馮·卡門教授成功地說服軍方資助實驗室，使美國的火箭技術在二戰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噴氣推動實驗室。將國家實驗室建設在研究型大學，有利于發揮學校學科門類多、研究生力量強、學術制度規范的優勢，使大學進入國家技術創新體系核心而服務國家戰略目標；同時，也為大學帶來了前沿需求和資金，改善了大學的面向和條件。國家實驗室有依托一所或幾所大學設立，也有在一所大學設立多個。因體現國家戰略，政府對它們的投入都十分巨大，如1995年就有53億美元的聯邦資金投入依托大學管理的國家實驗室。

　　第三，推動大學對小企業開展技術轉讓。20世紀70年代經濟危機后，政府減少了對大學的資助，也激發了大學研究新的發展思路。1980年，《拜杜法案——大學、小企業專利程序法》的誕生，標志著美國技術政策的重新調整。該法案使得大學擁有了政府資助研究項目成果的知識產權，要求大學積極向小企業開展技術轉讓，成果研究者可獲得一定比例的轉讓費。該法案改變了大學與工業的關系，通過專利轉讓架通了研究與產品的橋梁，如從1985年到2001年，高等學校獲專利數從589項上升到3721項，簽訂技術轉讓合同4058項[6]；也改變了政府、大學、企業的關系結構，使之進入良性循環通道，如從1960年到1995年，聯邦政府對R&D投入占比從64.7％下降到35.6％，而企業投入占比則從33.5％上升到59.4％[7]。

　　2.日本“科技創新立國”中的產學官合作

　　戰后至20世紀90年代，日本曾經分別實行過“貿易立國”和“技術立國”政策，逐步完成了從資本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的產業結構調整，這是基于其當時經濟地位及國內市場狹小、自然資源匱乏的島國特點而做出的合理選擇。適應這種選擇，日本向歐美發達國家看齊，實行拿來主義、技術模仿，迅速成為世界工業化強國和經濟大國。期間，高等教育經歷了“專門學校取消向美國的大學模式過渡，后因技術人才的需要，專門學校、高等專門學校又得到極大發展”的過程。

　　20世紀80年代的鼎盛時期之后，追趕型經濟的發展模式遇到了挑戰，其大學體系的創新力在國際上毫無優勢。大學與企業的關系也割裂嚴重，如“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末，產學公合作專利數僅69884個，占專利總數876萬個的0.8％。”[8]1995年，日本國會通過《科學技術基本法》，將科學技術創新立為國策，目標是由技術追趕型國家轉變為科學技術領先國家，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工業興國向科學技術創新興國的戰略性轉移。此舉可視為其建立國家創新新體制的開端。

　　為落實科學技術創新立國論的理念，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規、計劃和政策。如制定了《科學技術基本計劃》，進行了資源重點配置調整和科研體制調整，以提高科學技術創新能力和效益。為此，提出了建立30所國際一流水準大學的目標，競爭產生、重點投資，實施研究生院重點化，加大競爭性投入力度；提出要加速科研成果產業化，大學專利的企業化要在5年內從70項提高到700項，要在十年內建成十個以上“硅谷”式的高新產業區等。20世紀末文部省還通過“未來研究計劃”，在不同大學建立了21個風險企業實驗室，以加強大學和企業的聯系、促進新技術的開發。

日本非常重視大學以技術轉移為核心而對社會的貢獻，主張知識文化價值創造和社會經濟價值創造共進，倡導通過產學官合作及技術轉移機構將研究成果回報社會。例如，在2003年通過的《國立大學法人法》中，即把促進“研究成果的應用”列為大學的重要業務，產學官合作還被列為國立大學法人化的一個重要機制。在產學官合作的具體推進過程中，一是通過立法、行政和財政手段引導企業和大學的主動合作，二是將產學官合作作為大學自身提高競爭力的舉措。

3.法國工程師學校的精英地位

　　應用型高校的最早源頭是技術學校，法國的工程師學校和德國的工業大學均發端于此。工程師學校在法國的地位甚至還超過了綜合大學，是另外一種類型的世界一流大學。現在我國由學院變大學是升格，而在歐洲大學的“冰河期”里，大學不是個好詞匯，代表著封閉、保守、僵化，跟不上時代的步伐。為了滿足對技術的需求，在大學之外產生了技術學校這類社會組織。又經過數百年的演化，它們取得了大學或高于大學的地位，當然前提是大學后來也與時俱進并走出了宗教藩籬。

　　法國的巴黎大學是學界公認的現代大學的起源，但在歷史的長河中其發展是中斷和割裂的。創辦于“舊制度”末期的大學校，是戰前法國高等職業教育的主要場所，并逐步演變為精英教育的搖籃[9]。從18世紀起，出于爭奪海外殖民地戰爭和培養工程人才的需要，政府陸續創辦了炮兵學校(1720年)和路橋學校(1747年)等[10]實用技術學校。后來之所以稱它們為大學校，一是有別于當時名聲不好的大學，二是有別于實施普通教育的學校。目前，大學校隸屬于國家不同的工業部委，有點像我們過去的行業部門辦學，規模很小，地位很高，培養行業精英人才。大學校是這類學校的統稱，工程師學校是其主體，其他的還有商科、行政管理等。

　　4.德國工業大學、應用科學大學和職業教育的體系呼應

　　談及德國的教育，大家很容易聯想到它的“雙元制”，但這是職業教育的模式，特別是在中職階段。其實，在歐債危機后德國的經濟為什么能領跑整個歐洲，并率先提出智能制造4.0版，這得益于其強大的實體經濟，以及工業背后的大學、工業大學、應用科學大學、職業教育的系統的人力和科技支撐。

　　德國大學產生于中世紀晚期，比意大利、法國約晚兩個世紀。1810年以教學與研究相結合而創建的柏林大學后來還成為現代大學的雛形，但大學仍以文理學科為主；之后，科學與工業開始結合，工業界對先進教育的需求推動了工業大學的建立。這是洪堡大學教育思想與法國工程師學校組織原則的結合，即強調技術的理論系統化，在促進科學與技術的聯姻上起到了核心作用，成為科學知識與職業技能相結合的獨特領域。[11]逐步地工業大學取得了與大學同樣的學術地位；20世紀60年代，應對社會對高等教育的旺盛需求，高等專業學院(Fachhochschle)應運而生，培養具有綜合運用知識和技能解決實際問題能力的應用性人才，1998年其英文名稱統一為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即應用科學大學，它們也是目前我國本科轉型高校借鑒參照的主要對象。

　　德國率先由傳統大學進化為現代大學，并且伴隨著工業化進程而逐步形成工業大學和應用科學大學，以及長期的職業教育優勢，是其工業產品和生活用具那么精致而有競爭力的重要原因。

　　5.英國創業教育和創業型大學建設

　　英國是最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工業革命發源地，曾經的日不落帝國。其大學系統由久負盛名的古典大學、伴隨工業革命而產生的城市大學、20世紀60年代適應教育增長需求設立的新大學和1992年升格的多科技術大學構成。時至今日，英國的基礎設施建設早已完成，產業結構早已走出農業和傳統工業，為維持其在世界格局中的強國地位，創新、創意、創業尤為重要。

　　十年來筆者曾十余次訪問英國，去過其一半以上的大學，體會到以創新、創意為基礎的創業活動已經滲透到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甚至已從師生個人意識上升為學校整體意識。剛剛過去的2015年12月，在考文垂大學和沃里克大學考察期間，有關部門給出的有創業意愿的學生比例都在30％左右；幾年前在英國召開的一次研討會上，筆者提問“通過十來天的訪問，聽到中小企業是個高頻發詞，為什么”，七八個英國大學校長紛紛要回答這個問題，共同的結論是“今天的中小企業，也許就誕生出了明天的微軟!”他們認為創業和支持中小企業發展是大學的責任；美國學者伯頓·克拉克在考察歐洲新興大學崛起后提出了創業型大學的概念。在英國，筆者感到不同層次的學校都在使用這一概念，包括經由學術創業之路而走入世界大學排名前100名行列的沃里克大學和服務當地社區的倫敦南岸大學。

　　6.印度高等教育對軟件業的促進

　　印度社會兩極分化嚴重、基礎教育薄弱，而高等教育卻相對發達、軟件業十分繁榮，這是一種戰略選擇。著名比較教育專家阿特巴赫(Philip G.Altbach)曾經指出：“印度獨立后的高等教育特征是增長速度”[12]，仿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而建的印度理工學院也是聲名鵲起。

　　印度受英國殖民統治多年，現在也仍然是英聯邦國家，英語是其官方語言，所以在信息社會有其語言優勢。從20世紀80年代起國家開始了經濟發展向信息產業轉變的戰略選擇，于1984年在電子部設立軟件開發局，之后陸續推出了一系列支持軟件業發展的政策。在人才供給方面，依托高水平理工大學培養金領人才、工程學院培養白領人才、職業學校培養藍領技術工人，軟件教育頗有特色，形成了完備的人才培養體系。

而這一體系的建立既有政府的作用，也有市場的作用，通過支持高校教育發展、鼓勵民間辦學、推動企業建立培訓機構等措施來實現。具體而言，依靠380所大學和工程學院每年在軟件專業可培養17萬名本科生和5萬名研究生、依靠1195所私立院校每年培養數以萬計的軟件人才、利用軟件企業自身培訓機構每年可培養約7萬名軟件技術人員，軟件專家人數年均增幅超過50％[13]。同時，高校人才培養與產業互動十分密切，也注重吸引國外軟件人才回流。

　7.瑞士對高等學校體系的重新設計

　　瑞士地處西歐中部，周邊外強林立，自身多山而土地貧瘠、多民族而語言文化多樣，經不起折騰。因此，秉持中立原則，實行聯邦制，協商、公決決策方式深入人心，這也造就了其環境優美、經濟發達、社會穩定的精致小國特征。

　　在高等教育領域，其體系精心設計的特征也十分明顯，州立大學、聯邦技術學院、應用科學大學分工明確，辦學使命、人才培養、科研面向、管理方式、經費來源也各不相同。州立大學歷史悠久，如古老的巴塞爾大學成立于1460年，守衛著傳統大學的傳統，共10所；聯邦技術學院創建于160年前，直接為國家工業化和產業技術進步服務，有2所，分別是洛桑聯邦技術學院和蘇黎世聯邦技術學院，目前它們也都是世界知名的研究型大學；從1995年起，瑞士開始大規模地進行職業教育改革，將60多個小型學院按區域仿德國Fachhochschulen模式合并為7所應用科學大學，為地方經濟服務和培養應用型人才。

　　三、高等教育推動技術創新的設計思路

　　當今，社會處于轉型期、機遇期，國家發展的戰略很多，如何協調彼此間的關系，更好地發揮高等教育的支撐作用？筆者的體會是：小康社會、創新型國家是目標形態，創新驅動、制造強國是重要的路徑選擇，而科教興國、人力資源強國是基礎性的戰略地位。高等學校要抓住創新和制造這兩個關鍵詞，既努力培養高水平的科學創新人才、又扎實培養高質量的技術實現人才。

　　1.加強對高等學校體系的整體設計

　　以現行體系為基礎，進一步優化高等教育教育結構和明確不同院校的分工使命，推動高等學校的多樣化發展，形成從創新創業人才到工程實踐人才、技術技能人才與社會契合發展的局面，滿足社會的多元需求。

　　在體系設計中，要注意尊重和保護高等學校已有的特色和取得共識的發展方向，因為它們畢竟是多年來政府、市場、學校共同推動的結果。世界一流大學、行業特色大學、區域高水平大學、應用技術高校、職業技術學院的辦學模式、治理模式甚至教學方式和教師特點都要有明顯的不同，需要遵循各自的規律，同時實施有差異的質量、水平和評價標準。

　　高等學校體系結構與社會需求的匹配是一對基本的關系，具有動態穩定性。在特定時期，政府可以針對某種需求加大對部分學校、學科的支持，也可以倡導某種教育理念，但體系結構的穩定性需要兼顧，以不變應萬變，最終落腳點仍然在二者的匹配性上。

　　2.以學校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應對新興產業人才需求

　　小微企業是新興產業之源，而新興產業是未來經濟之魂。所以在依靠創新驅動的今天，國家層面開始重視“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大家已經切身感受到的是，支撐我們社會運營的基礎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產業結構與20世紀已有極大的不同。新興產業是技術創新和社會需求完美結合的產物。

　　新興產業的人才需求具有一定的不可預見性，這時候需要發揮市場的作用。而應對的措施就是推動高等學校實現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讓學校自主地面對社會和市場。當然，政府可以根據發達國家的先行動態和我們自身的戰略需求，進行一定的政策調控和預研布局，如鼓勵某類學科專業的優先發展或重點支持一些大學的實驗室建設等。

　　我們強調加強高校體系建設、鼓勵各類學校的特色發展，但這個體系并不是僵化的。因為國家能夠做到的是區分大類，在每一大類里面其實仍有很多不同，而市場也需要這些差異，也正是這些差異構成了同類高校中的新的特色。這時候學校的主觀能動性還是需要的，這也是“宏觀有序、微觀搞活”的價值所在。學校的自主辦學就是要以自己的特色滿足不同的市場需求占據特定的市場份額。

　　應對社會需求和產業結構變化，高等學校需要進一步加強人才培養模式改革，提高教育適應社會的能力和主動性。例如，理論教學與實踐育人如何搭配，新思想、新通用技術如何融入傳統培養方案，如何培養新型人才，科研成果如何轉化為課程，如何開展學術創業實現產業化，學術評價機制如何有效發揮作用，等等，還有很多自主辦學的空間。而這時候政府需要保護學校的自主辦學，鼓勵和支持學校的創造力，善于發現學校不同的“好”，推動不同高校不同的重點建設方向。這樣，高等教育多樣化的局面才能真正實現，而這一多樣化又能符合國家統籌規劃高等學校體系建設的整體格局。

　　3.以政府支持產教融合有效滿足工業行業技術技能人才供給

　　技術技能人才是工業化的中堅，在傳統行業中是保證產品質量的關鍵，在現代制造業發展中也是實現工藝流程的支撐。但是，受觀念、經費、通道等因素的影響，對一些培養費時費力、工作應用性強特別是條件艱苦的專業職業崗位出現了學校不愿意開設專業、學生不愿意報考學習、企業不愿意提供實習的尷尬局面。

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產學研結合等是被歷史經驗和國外實踐證明了的推動應用性人才培養、推動產業發展、推動技術創新的有效做法，只是目前由于體制機制的原因，“兩張皮”割裂現象嚴重。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政府需要出臺支持產教融合的有效政策，加大對實踐環節多的相關專業的生均撥款力度，從機制建設上把產業部門協同參與培養工業人才的責任納入進來。鼓勵學校與企業聯合建立多種類型的工程技術研究、開發、實驗、實訓、測試、中試基地，支持二者在技術攻關、經營發展、專業建設和人才培養等方面開展深度合作。當然，這里主要還需要學校的主動性。

理工科高校、應用型轉型高校和職業技術學院需要重視現代企業對技術技能人才要求的特點，參考國外相關院校的辦學育人經驗，在培養方式、教學內容、課程結構、師資類型、校企合作等方面探索和鞏固自身的特色。工程技術類專業的教學計劃，應盡可能與相關企業和產業部門聯合制定，并加強信息技術科學的融入。多模式、多層次開展校企聯合培養學生探索，鼓勵企業承擔培養環節和提供課程，開辟和拓寬企業工程師到學校專、兼職任教通道，注重培養學生的實際能力。支持教師、學生參與企業研發，注重解決實際問題，探索區別于綜合性大學的教師評價標準。開展企業在學校建立實驗室、職工進修培訓基地和學校在企業建立技術研發中心、實習實訓基地的雙向探索，鼓勵部分學校與企業的深度融合、資源共享、責任共擔。

　　4.發揮行業特色大學對所在行業發展的創新驅動作用

　　隨著高等教育“兩級管理”體制的確立，原行業部委院校的行業特點有所削弱。在取消計劃經濟時代特點的行業部委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市場經濟時期的產業依然存在，過去很多行業特色的大學依然有其明顯優勢。

　　科學無國界，技術有壁壘。針對制造強國的重點戰略領域，我們需要突出行業特色大學對產業、企業的牽引作用，秉承“大學水平高則行業技術強”的協同發展理念，突出問題和需求導向，讓大學成為行業進步的技術先導，成為國家實力和重點行業發展的支撐性要素，以創新鏈、產業鏈、價值鏈統領協同育人工作。

　　此時，行業特色大學的發展模式要與其他大學有所不同——需要加強產學研合作，密切大學與行業的依存關系，共生共榮；加強產業部門和重要企業對學校的管理參與，構建新型治理結構，探索由各利益相關方參加的有決策地位的大學理事會；拓寬經費支持渠道，在國家“基本支出+項目支出”預算體制框架內界定它們的獨特成分，制定政策吸引產業部門對學校的投入；改革辦學模式和評價標準，加強行業發展關鍵和共性問題研究，擴大聯合培養人才力度，打破單純以科研項目、發表論文對教師進行學術評價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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