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個體和組織的社會身份是事實符號，那么它同時也是社會系統中的一種價值存在。作為一種價值存在的身份，顯然不是被簡單賦予的，而是需要個體和組織的爭取與努力，從而產生身份的動態流動。身份的這種動態流動，也是個體和組織內在動力激發的重要因素。

　　長期以來，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政策的一個特征，就是根據組織（大學）既有的身份，來確定擁有什么樣的地位，并給予相應的資源配置，也就是只按既有的身份來確定資源配置的方式，而這種身份往往又是相對固化的，沒有競爭機制，缺乏動態流動。顯然，這不利于激發高等教育發展的活力。

　　我們究竟需要開啟一種什么樣的改革模式，才能革除過往的身份弊端，使其不僅成為構建高等教育秩序和結構的重要因素，且真正成為促進大學發展的一種內在動力呢？“雙一流”制度設計言明的重要旨趣之一，即破除這種身份固化（破除固化的身份與去身份化并不是一回事，前者主要是如何實現動態身份的問題，后者則是去除身份）。但這又出現一個悖論，即“雙一流”建設一方面要破除身份固化，另一方面卻又被很多人認為“985工程、211工程等項目合并起來就是‘雙一流’，都被納入了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

　　“雙一流”建設雖要適當考慮過往政策的銜接因素，但更要有勇氣斷然向過去揮手告別。背上沉重歷史包袱前行的改革，往往是難以成功的，甚至終將回到“新瓶裝舊酒”的老路上去。這是除舊布新的改革本質使然，又是我國30多年教育改革的歷史經驗與教訓。因此，以破除身份固化為突破口，遵循現代大學發展的規律，加大體制機制改革創新的力度，以此，來推進“雙一流”建設，才不失為明智之舉。

　　當前有一種觀點認為，“雙一流”建設就是要集中資源辦好少數大學和學科，使其盡快成為研究型的世界一流大學和學科。這就涉及對世界一流的認識問題，即在高等教育分類體系中，除了研究型大學的一流外，其他層類大學是否也可獲得一流身份。綜觀幾個有影響力的國際高等教育分類體系，其制定要義之一就是淡化身份的等級意義，各層類皆有一流。盡管“雙一流”建設主要定位于研究型的世界一流，但其結果樣態也不必是一種正態分布，即只有少數大學及其學科的卓越，而多數大學和學科的平平。因此，實施以學科為重的“雙一流”建設導向與策略，有助于突破正態分布的局限。

　　大學身份判定與確認須重視大學精神與文化。一流的大學必須要有一流的大學文化，“雙一流”建設需確定大學的文化身份。當下一些大學把“雙一流”建設簡單化為一些數字指標的目標達成，不惜重金四處“挖人”。能創造數字指標的人才引進固然重要，但如果沒有適宜的文化氛圍，當其他地方有更優越的條件時，這些人才可能隨時離去，數字指標也隨之而去。這種曇花一現的“一流”不是真正的一流。一所大學僅有某些數字指標的“一流”，只會是“失去靈魂的卓越”。數字指標必須有文化的承載與底蘊，才能不斷提升數字指標的一流，并使得文化的一流與數字指標的一流統一起來，最終服務于國家、造福于人類，這也是衡量是否真正一流的終極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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