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關于教師對學生懲罰權的討論頗多。有人搬出教育部2009年頒布的《中小學班主任工作規定》為教師的懲罰權尋找法理依據。有人從詞源學的角度為教師的懲罰權尋找歷史依據。如，“教”的甲骨文右邊就表示一個成年人手拿一根鞕子，鞕子就是懲罰的工具。有人認為教師對學生的懲罰權具有天然的正當性，直接討論懲罰的原則、方式、方法。更有人大談懲罰的藝術。筆者以為，為懲罰辯護需謹慎。

當學生違犯了規矩（班規、校紀）時，教師祭出懲罰之大旗，希望學生立即改進并引以為戒，表面上看，這似乎沒有什么問題，但實際上犯了教育中的急躁癥。教育是培養人的工作。人，不是動物、不是機器。這就注定了教育工作的復雜性、長期性、艱巨性以及反復性。任何一項教育效果的獲得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每次都是一場持久戰。這一點在中小學表現得尤其明顯。舉個例子，要讓小學低年級的學生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根本不是老師在講解一下、制定幾條規則就行了，而是要長年累月地去抓才可能收效。

主張懲罰可能與建立和諧師生關系相矛盾。古語有云“親其師，信其道”，良好的師生關系對教育教學效果具有重大作用。教師懲罰學生可能會導致師生關系疏離或惡化。如果師生關系不能及時修補，造成惡性事件的可能性就極大。原本很好的師生關系，因懲罰而變壞，再去補救回來，這不是折騰嗎？另外，補救不能抹去歷史。再好的補救措施也無法完全擦除學生受傷害的事實，而有些被傷害的體驗將終生留在孩子的記憶中。

主張懲罰還會妨礙教師追求教育藝術。不可否認，懲罰一時間能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效果良好就會導致手段依賴，從而迷信于懲罰。懲罰的暴力屬性注定它是極壞的手段。當教師的教育手段總在懲罰這種低水平層面上徘徊時，他不會把教育當成一門科學去學習，更遑論去追求教育藝術了。

許慎《說文解字》有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養子使作善也”。學生的培養主要是靠引導而非懲罰。教育是慢的藝術，人本主義心理學家羅杰斯曾說，每一個孩子就像花兒，但不是每一朵花兒都在春天開放，對那些遲遲不開放的花，我們只能在人生的下一個十字路口等待，等待它的開放。所以，不用急躁，慢慢來，這才是教育應有的姿態。

（作者趙世庭，蒲公英評論特約評論員，文章第74次入選“銳評”欄目。此為蒲公英評論網站首發作品，轉載請務必標注來源，違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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