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幾乎所有的校辦企業一直都是由高校自身來充當監管主體的，這表面上看似乎并沒有多大的問題。但問題在于，我國校辦企業的經營和管理體制存在嚴重的弊端，僅從現在全國有近80%的校辦企業都存在著虧損就可見一斑。而經營效益好的校企，比如方正集團，目前也因種種問題而處在輿論的風口浪尖。

　　盡管教育部十多年前就提出學校和企業各自獨立，在二者之間設立“防火墻”，從而理順學校與企業的產權關系，但從實際執行情況來看，并不盡如人意。學校和企業不分仍是我國大部分校辦企業的實際狀態。

　　根據媒體公開披露的信息，包括人大、北大、浙大、中山大學在內的多所高校，校辦企業的負責人員多有校級領導層的身影。浙江大學第一家上市企業浙江海納上市時的董事會成員和高管人員，幾乎涵蓋了浙江大學理工科重點學院所有的院長和書記。這意味著在對校辦企業的監管上，高校在某種程度上既是裁判員，也是運動員，遑論對校辦企業的實質性監管。

　　實際上，我國的絕大多數大學都是由政府主辦的，高校的經費來源基本是國家撥款。在某種意義上高校仍相當于政府的下屬機構，將其資產統一納入政府國資監管體系之中，本就是國資監管的應有之義。只是由于學校自身的特殊性，校辦企業才一直游離于政府國資監管體系之外。

　　即使從專業性來看，將高校校辦企業納入政府國資監管體系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辦企業本就不是學校的主業，資產監管更非學校的特長。將校辦企業統一納入政府國資監管體系，不僅有利于理順監管體制、鏟除腐敗土壤，也有利于學校自身騰出手來專心搞好科研和教學。因此，進一步明確由誰來監管高校企業、該如何監管，已是當務之急。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 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其中“活力”和“控制力”是辯證統一的關系。過于強調活力，則會喪失控制力；過于強調控制力，則會喪失活力。

　　對于國有企業尤其是高校企業來說，改制的目的是為了增強企業活力，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但這并不意味著要國家放松對國有企業的控制力。國有經濟只能加強而不能削弱，應在保證控制力的基礎上增強企業活力。回顧全國高校企業的通病——國有資產流失——無不是因為脫離了國有資產監管體制而導致的。把高校企業納入國資監管體系，當是避免國有資產流失進一步流失的根本之策。那么，究竟該如何做？

　　首先，是要明確由誰來監管高校企業，即監管主體的問題。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明了今后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高校企業也不應例外。那就是組建國有資本投資和運營公司，促使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由原來的國資委管人、管事、管資產轉為以管資本為主。國有資本的投資和運營公司是國有資本戰略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實施載體，以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為目標。校辦企業納入國資管理體系，應符合“國資委——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國有企業”的管理架構。

　　其次，可以進行分類改革。高校企業納入國資監管體系，根據類別有下幾種可供參考的方式。一是根據高校企業的地域分布，可進一步推廣“江中模式”而納入地方國資委進行管理，形式上可采用混合所有制的方式引入社會資本；二是根據資產體量大小的劃分，前二十幾家高校企業資產超過全部高校企業總資產的80%，應是改革的重點。對于這些體量及社會影響力較大的企業，可以參考“四項改革”而進行試點工作，選擇納入央企甚至是新成立一家或數家央企，由國務院國資委統一監管；三是按照所屬行業性質，與國有企業進行兼并重組。由于校辦企業多是以學校科研機構為依托的高科技企業，在合并后應繼續發揮高校和企業在技術的發明與應用推廣方面的合作。

　　當然，把校辦企業統一納入政府國資監管體系，并不意味著萬事大吉。納入之后，如何實現校辦企業資產的真正有效監管，才是最重要的問題，這也是將校辦企業納入政府國資監管體系的目的和意義所在。

　　目前，中國國資監管體系已經探索了十余年之久，基本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經驗。但對校辦企業這個“新兵”，兩者或許還需要有更多的磨合和錘煉。在這里，有兩個問題是需要引起注意的。

　　第一個就是全面依法治企的問題。靠什么理順校辦企業監管體制？靠什么實現真正有效地監管？答案只有一個，靠法治。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把校辦資產統一納入政府國資監管體系當如此，理順校辦企業監管體制也當如此。當前高校校辦企業之所以屢屢成為腐敗的溫床，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與法不合。

　　譬如，校辦企業高管由學校領導層兼任，這不僅違背了教育部的相關規定，更有悖《企業國有資產法》的相關法規。依據該法，高校校辦企業的管理層理應由政府國資監管部門任命或選聘。真正實現高校校辦企業的有效監管，首先就要在這方面拿出更大的勇氣和魄力，堅決根除高校校辦企業經營和管理體制中與法沖突的現象。

　　而對政府監管方來說，也必須嚴格遵循《企業國有資產法》、《公司法》等相關法律賦予政府部門的職能，明確國資監管邊界。不能讓校辦企業資產剛走出學校自我監管的窠臼，又落入政府部門權力濫用的新坑。

　　第二個就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問題。國有資產不能流失、黨的領導不能削弱，是新一輪國資國企改革的紅線和底線。

　　作為當前高校腐敗的重災區，一些校辦企業的腐敗現象已是令人觸目驚心。將高校校辦企業統一納入政府國資監管體系，在一定意義上本身就是為了從嚴治黨，在高校黨政領導和校辦企業之前建立起一道“防火墻”，鏟除一些高校黨政領導利用校辦企業進行利益輸送的土壤，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然而，將高校校辦企業統一納入政府國資監管體系之后，從嚴治黨的問題也毫不輕松，甚至可能會更為復雜。

　　十八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明確提出，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黨委負主體責任，紀委負監督責任。在黨的領導方面，高校校辦企業和當前政府監管的國資國企有諸多不同之處。怎么從制度上理順政府國資監管部門和高校黨委對校辦企業的領導監督問題，仍然需要不斷在實踐中探索。

　　是時候下決心了，把高校企業納入國資監管體系。只有如此，才能進一步蕩滌充斥在校園內烏煙瘴氣的商業氣息，還校園一股馥郁和清新的書香；才能讓象牙塔里的莘莘學子和教育工作者們能夠平心靜氣地學習和工作，用心感受大學的學術氛圍；才能讓高校企業擺脫亂象叢生和腐敗陰霾，避免國有資產進一步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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