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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特別策劃：致我們不曾逝去的童年

發布時間:2015-06-02 10: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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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對每個人來說都是珍貴的，而每個年代的童年回憶卻不盡相同。今天要和大家聊聊童年的七位朋友，按出生年代分別屬于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00后，甚至還有一位10后的小朋友。他們的“六一”是怎么度過的？有哪些趣事讓他們念念不忘？兒時的回憶又如何影響著他們的人生？讓我們跟隨這些有溫度的文字，穿越時空，找尋孩提時代的那份初心。　

　　【50后的六一】　

一盒褪了色的糖豆

　　出生在一個物質匱乏的時代，我的童年真的沒有五彩斑斕。　

　　但也正是那個時代，因為大多數家庭都是多子女，大多數父母更關注家庭的溫飽，對于孩子的成長，可以說給予了“充分的自由”。還因為絕對的就近入學，每天放學后，和鄰居的小伙伴們不用約，就一群一伙地聚到一起，自己商量著玩游戲。　

　　即便吵架甚至動手，女孩兒哭了，男孩兒哪里磕破了，也都是自己解決問題，完全不用大人的“干涉”。直到該吃飯時，感覺餓了的孩子徑自回家。在這種純粹的“散養”方式下，“六一”自然被家長們忽視了——在家里，這一天很難被當作一個節日來慶祝。　

　　至于社會上、學校里，當年是怎樣為兒童過節的，翻遍記憶竟無印象。一個原因是，可能那時的活動即使有也不夠隆重；另一個原因應該歸于我們這代人的童年到“文革”時戛然而止，此前能有記憶的時間沒有幾年。當全社會被裹挾進那場瘋狂的政治運動后，一切便無正常可言，哪里還有人關注兒童節。　

　　越是缺乏色彩的年代，越讓人對色彩充滿憧憬。大約是我9歲的“六一”節，浩劫尚未開始，一個小汽車形狀的透明塑料盒裝著的彩色糖豆，還有一場反映兒童生活的電影《小鈴鐺》，深刻地留在了我的記憶中。與這物質加精神的兒童節禮物相伴隨的，是濃濃的父愛。因為父母在外地工作，我從小就成為隔代撫養的“留守兒童”。　

　　為了國家需要，大學畢業后父親服從分配，一直堅持在艱苦環境中從事自己的專業。但不能為父母盡孝及親子的分離，始終是他的一大憾事。于是他常常利用出差機會陪伴我們，盡力彌補心中的虧欠。　

　　那一次，父親正好在兒童節時回到我們身邊。下午，辦完公事的爸爸說帶我出去玩。少有出遠門經歷的我雀躍著，跟著爸爸坐上公共汽車。想不起是進了什么商店買了那罐糖豆，只記得那透明殼子里的五彩斑斕讓我頓生許多美好的向往，心愛得始終舍不得打開，以至于那些糖豆最后失卻了色彩，也沒有吃到嘴里。　

　　要知道，那時吃糖，是一塊一塊買的啊，這一盒糖豆，幾乎相當于一百塊水果糖！之后，爸爸帶我看了那場讓我記憶一生的電影。說實話，電影內容對那時的我，只是看了個熱鬧；重要的是，在我的兒童時代，這是唯一一次被家長帶領觀影。那一天過的，足以讓我在小朋友中自豪滿滿！　

　　沒準，也就是這點在今天看來不值一提的節日禮物，在一個幼小的心靈里埋下了什么夢想的種子呢。

【60后的六一】　

打谷場上的“土”游戲

　　我出生在安徽農村，小學上的是村里的學校，父親很早就在這所村小當校長，一直到退休。作為上世紀60年代末出生的人，我記憶中的“六一”的確有些“寒酸”，沒有演出，也沒有什么禮物。但我們依然盼著過“六一”，因為學校會放假，能瘋玩一下午。　

　　記憶中“六一”前一天，班主任會說：“明天是兒童節，要戴紅領巾，穿一身干凈衣服來學校。”那是“文革”末期，“抓革命，促生產”，農村真的很窮，只有過年才會給孩子做新衣服。　

　　回到家，母親會找出一件洗得很干凈的舊衣服，并把破了洞、開了線的地方縫好，就算能過節了。　

　　第二天，我們都穿戴整齊，早早到校。就連那幾個“遲到大王”，這天也準時到校。學生到齊后，由班主任領著在土操場上站好。這時，當校長的父親會站到隊伍前面講話。　

　　父親的講話一般不會超過10分鐘。印象中必有這樣的話，“少小不努力，老大徒傷悲”“要孝順父母，養子不孝，肥田收癟稻”，等等之類。　

　　校長講完話，大家會圍攏到各自班主任的身邊。這時候，班主任會拿出一布袋的水果糖發給大家，每個人能分七八顆，五顏六色的糖紙包著，非常好看。　

　　發完糖果，班主任宣布：“今天不上課了，都回家玩去吧。”于是，大家高興地結伴回家，而糖果是舍不得一下子吃光的，留著慢慢吃。　

　　下午，幾個小伙伴會相約到村邊的打谷場上玩耍。那時，農村還是生產隊集體勞動，農村人家都不富裕，也沒錢給孩子買玩具。　

　　沒玩具，怎么玩？難不倒我們這些農村孩子。大家想出了很多有趣的“土”玩法。至今，我對其中的兩種印象深刻。　

　　一種叫“摔元寶”，就是先用舊紙張疊成“元寶”，兩人輪流在地上用力摔，看誰能把對方的“元寶”掀翻，被掀翻了的“元寶”就歸勝方。　

　　小時候，我很有勁，每次玩“摔元寶”，我都能贏好多，最后居然攢了一大堆，用家里的一個空壇子裝著。一年冬天，母親要用壇子腌咸菜，就把我辛苦“掙”來的“元寶”全扔了。為這事，我和母親鬧了好長時間。　

　　還有一種玩法叫“打名打跪”，在七八塊磚頭上寫上反面人物的名字，如座山雕、白骨精等，在打谷場上平行擺上一排。大家輪流站在幾米開外的地方，用一個小一點的磚頭去砸指定人名的磚頭，看誰砸得準，準確率最低的要拿出一顆糖果給準確率最高的人。　

　　雖然玩具很“土”，但大家依然玩得興致勃勃，直到家長來喊吃飯，大家才意猶未盡地回家。　

　　如今，我已在北京生活工作了20多年，兒時的很多記憶已漸漸模糊，但小時候在農村過兒童節的趣事，卻沉淀在記憶深處，成為濃得化不開的鄉愁。

【70后的六一】　

怎么可以這么美好

　　我的童年是在山東沿海小城日照度過的。傳說后羿射日，射掉的九個太陽落于此地。因傳說渲染，此地歷來有太陽崇拜的習俗，民風明朗、熱情，這也是我童年記憶的基本色調。　

　　在一個已經不屬于我的節日里，去回憶遙遠的童年，好像霧里看故鄉，親切又遙遠。　

　　70后怎么過“六一”？在我們的集體記憶里，“六一”最重要的活動是文藝匯演。那時小學里沒有禮堂，附近幾所學校所有的小學生要集中到鄉政府的大禮堂，看演出。穿什么，在“六一”那天很重要。海邊六月，還很涼爽，不到穿裙子的熱度。但在“六一”那天，似乎大膽點，不必在意小伙伴們竊竊私語，穿上裙子，被風吹得鼓起來，美滋滋的。鄉政府距離我們學校大約五里路，學校組織我們來回步行。穿著裙子，風一樣地跑過，這一路的撒歡，其實比看演出更有意思。男生的衣服要局限些，軍綠色是主角，不過他們可以比紅領巾。那些戴紅領巾的同學，收獲了不少艷羨，不過小臉也會繃住了，驕傲，且得矜持。　

　　所謂演出，都是自編自排，節目很簡單，左不過唱歌跳舞詩朗誦。記得有一年，我們班出了一個詩歌朗誦《春雨》。后排一溜七八個女孩，前面一個男孩。我和幾個女孩齊聲朗誦：“下吧，下吧”，男孩喊一句，“我要開花”！女孩們再來一個：“下吧，下吧”，男孩喊“我要種瓜”！現在想想，有種機械的幼稚，讓人忍俊不禁。　

　　匯演結束后，上午才過半，還是步行回學校，對于大多數孩子來說，好戲才開始。我們回去的路上要經過一大片桑樹園，六月的季節，桑葚成熟。在上世紀80年代初，山東尚未包產到戶，那片桑園屬集體所有，所以對這幾百個孩子的闖入非常寬容。桑樹不高，能容得了小個子的我們伸手采摘。不同顏色的桑葚味道不同，黑紅色的最甜，紅色的酸甜兼備，白色的肉厚，綠色的尚未成熟。桑葚酸酸味道剛碰到味蕾的霎那，要打個激靈，適應了這味道，就能大快朵頤。一邊摘一邊吃，吃飽了還惦記著帶回去，有的女生干脆兜起裙子裝桑葚。舌頭被桑葚汁水染黑了，手指肚也是黑紅一片，腮幫子酸得第二天都咬不動東西。那片桑園成了我們最生動的生物課堂、最能釋放天性的樂園。　

　　上了初一，到“六一”那天，內心雀躍，又要過節啦！可耐著性子從早上等到放學，學校里好像沒有任何表示，還是照常上課。我遺憾地想，同學和老師可能忘掉了，等到明年吧。第二年，我才明白，“六一”不屬于我們了。　

　　從那時起，童年結束了，在我很混沌的狀態下。　

　　怎么可以這么美好，怎么可以這么短暫，我的童年，我的桑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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