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留守兒童的生存現狀：家在農村，親情卻飄蕩在城市；鄉愁在故土，童年卻難有完整的歡愉。在歷史滾滾的浪潮中，他們成長中的煩惱，成為經濟社會飛速發展的高昂代價。最新的英國《經濟學人》在關注這一現象的時候說，“7000萬的總人數，幾乎相當于全美兒童的總人數”。只是，但凡能隨父母進城，誰忍心千里骨肉分離而獨自留守？在這些數千萬的留守兒童中，留守女童可能面臨更大的風險與困擾。

　　早在2013年，全國婦聯發布了《我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報告顯示，6至11歲農村留守兒童性別比為118.57，流動兒童性別比為125.07，后者明顯高于前者。報告認為，這說明流動人口在選擇攜帶子女一起外出時存在性別偏好，更愿意帶男童。誠然，加之傳統性別歧視等消極因素的掣肘，使得中西部女童要改變“被留守”的命運，更為艱難。

　　“別再提出和媽媽離婚了，就算媽媽不在了，至少有您陪著我……”最近，四川資中的11歲留守女孩小霞的“勸父書”感動了無數網友。物質救助之外，心靈撫慰成了幫扶留守女童的熱詞。其實，這些年，發生在留守女童身上的悲劇確實更為刺眼。檢索新聞可知，類似“貴州多名留守女童遭男子性侵”等事件，在中西部留守女童較多的村落不算鮮見。就像《中國中西部農村留守女童生存發展報告》中提醒的，留守兒童在心理健康方面存在著較為嚴重的風險，以小學階段和初中階段的女童最為嚴重。

　　留守女童的困擾，也許主要不在“錢”上，而在人身安全與心理健康層面。在九年義務教育階段，由于“兩免一補”、“營養午餐”等配套措施到位，家庭用于兒童教育的開支并不大。但，留守女童要么跟老人同住，要么自己獨居，家庭的監護與保障功能基本弱化，導致其很容易受到外力傷害；更重要的是，不少女童天性敏感而脆弱，性格塑造期往往又比男童提前，因為沒有完整的家庭陪伴，樂觀程度、合群程度、堅強程度、創新程度和輕松程度等重要心理指標，難免呈現出諸多問題與癥結。

　　在這個風險社會，某種意義上說，留守女童所面對的“十大風險”，并不是一個可以掉以輕心的議題。道理也不復雜：風險不除，遲早將有些純白如紙的孩子變成“問題孩子”，這就像在穩定的社會秩序上埋下一個個隨時會引爆的炸藥，一旦她們長大，一旦其內心的戾氣被激活，社會最終要為當年的風險支付無可估量的代價。還是數據勝于雄辯：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有過相關統計，截至當年，我國各級法院判決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平均每年上升13%左右，其中，留守兒童犯罪率約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值得警惕的是，這個趨勢還在逐年攀升。

　　今年6月，頂層設計明確提出，“要關心留守兒童”。不過，從政策法規來看，僅有《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國兒童發展綱要(2011-2020年)》明確提及了農村留守兒童概念，而除了政府層面，民間組織介入農村留守兒童服務的力量也極其有限。眼下而言，在全面依法治國的語境下，完善留守兒童制度設計，健全福利保障機制，才能真正呵護好留守在農村的“花蕾”。須知，今天我們為之紓解的風險，便是明日和諧社會的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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