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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儉明：我記憶中的來華留學生

發布時間:2015-12-11 10: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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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北大生活的時間確實不短，自1955年至今——前5年是求學，后50多年是執教，主要從事現代漢語的教學研究工作，并因此與來華留學生、與對外漢語教學結下了不解之緣。新中國的留學生教育肇始于1950年7月清華大學正式設立“東歐交換生中國語文專修班”，并于2年后成建制調整進入北京大學。怎樣在最短的時期內，讓留學生們盡快、盡好地掌握漢語，也成為北大中文系研究與教學的一項新課題和新任務。由于這一機緣，我在作學生求學，以及后來留校任教的不同階段，跟許多國家留學生接觸交往過。

　　在學生時期，記得大二的時候，系里從專業課程中分出一個語言班，與我同班學習的就有2位蘇聯學生，當時針對來華留學生采取的是和中國學生同堂上課的方式，但是在課外有中國學生一對一地輔導他們。我的同班同學、后來成為我愛人的馬真（北大中文系1955級學生，畢業后留校任教，曾任北大中文系現代漢語教研室教授，現已退休）就曾經輔導過一位莫斯科大學前來進修的老師。北大是外國留學生十分向往的求學之地，能夠來到燕園學習，他們的積極性都很高。當時的教學中還包括很多勞動的環節，他們也與我們一同參加，沒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我畢業留校任教之后，先后聽過我課的留學生，包括學位生和進修生約有300多人。他們隨來華時間的不同，也呈現出不同的特點，我們所采取的教學與輔導方法也隨之變化：“文革”前的留學生主要有兩個來源，一部分是來自非洲、東南亞部分戰后實現民族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如老撾、柬埔寨、尼日利亞和贊比亞的學生，西哈努克親王的兒子也在其中；另外一部分是來自東歐和東北亞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包括來自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蒙古、朝鮮等國的學生。就中文系來說，我們的課程不是專為留學生設計的，但是留學生也來聽課，比如現代漢語語法等。到了“文革”初期，北大的正常教育秩序中斷，留學生工作也一度陷于停滯。直至1971年恢復招收工農兵學員之后，才開始重新招收外國學生。這段時期，隨著國內政治形勢及國際關系的變化，北大留學生教育更加服務于國家的外交戰略，服務于廣大第三世界國家革命和建設對高級人才的需要。我印象較深的是，1975年有一批越南學生，共20人，在北京語言學院學習后來到北大繼續深造。這20人分為兩班，每班10人，并由一名退伍軍人帶班監督他們的學習情況，其中有2名同學就因談戀愛違反了學習紀律，而被遣返回國。他們來華首先經過本國政府的層層選拔，加上肩負著回國參加經濟和社會建設的重任，所以學習十分用功，對自己的要求也比較嚴格，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回國后也都受到重用，成為后來影響越中關系的關鍵人物。

　　改革開放以后，留學生教育的政治色彩弱化了，來自美國、歐洲、日本和韓國的留學生大量增加。進入上世紀90年代，中文系設立了專門的外國留學生班——中國語言文學班，采取不分專業的方式進行教學。這樣的好處是，過去中國同學和外國同學合上專業課，由于漢語基礎不同，留學生普遍反映難度較大。鑒于中國學生與外國學生的學習內容不同、要求不同，在教法上也應強調因材施教，有所區別。所以我們采取了分別教學的辦法，對中國學生的課程設計側重于研究，對外國學生的課程設計更側重于實用。

　　我在教學中認識到，由于文化和思維的差異，和中國學生相比，指導留學生學習是有很大不同的。我經常告訴我的學生，不論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我們之間有三種關系，第一種是教學上的師生關系，我們要互相嚴格要求；第二種是學術上的平等關系，我主張學生提出自己的觀點，平等的好處就是我們互相講話不會有很多忌諱；第三種是生活上的朋友關系，要關心和幫助他們。在上個世紀90年代之前，我跟留學生直接接觸交往比較多；90年代之后，由于客觀因素的變化，除了由我指導的碩士生和博士生之外，與一般聽我課的留學生接觸就大為減少了。原因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之前，我除了上課，課后每周有兩段時間（一般在晚上7點至10點）去中國同學宿舍輔導，有兩段時間去外國學生那里輔導。我一般是7點至8點半先去女同學宿舍輔導，8點半之后去男同學宿舍輔導。逐個宿舍跑。每次輔導除了就課程內容進行答疑外，也常常就一些大家感興趣的話題閑聊，起到了增進互相了解的作用。開學后3周下來，基本上每個學生的姓名和其本人都能在我腦子里對上號。師生關系非常融洽，十分有利于教學。80年代后期，為確保學生安全，各學生宿舍樓增設了門衛和電子鎖，外人不能隨便進入學生宿舍，即使是教員輔導。這樣，上述輔導機制就逐漸取消了。不過，即使這樣，我跟留學生的接觸一直沒有斷過，只是只能利用下課后的有限時間提問交談，或相約時間在教研室見面。

　　聽我課的留學生，絕大多數都很認真、刻苦，取得了良好的學習成績，有的甚至超過中國同學；也有少數同學貪玩，不那么用功。我不時提醒和鼓勵聽課的留學生說：“你們來中國學習，你們國家、你們的父母都對你們寄予厚望。你們現在聽課學習，差的只是語言，你們的知識水平和智力應該跟中國同學是一樣的，所以你們絕對不能以自己是留學生為由降低或放松對自己的要求，更不能虛度時光。你們有什么問題，隨時都可以向我，向中國同學提出來，我們都會熱情地幫助你們。”絕大多數留學生通過在北大本科或研究生的學習，不僅更好地學習、掌握了漢語，學得了相關的知識，而且也學到了北大“勤奮、嚴謹、求實、創新”的學風和“科學民主，兼容并包”的學術精神。在他們離校之前，多數學生都要約我合影留念，師生情誼，難以忘懷。

　　現在，從北大畢業回國的留學生，相當一部分已成為他們國家政界、商界、文化教育界的要員或骨干，所從事的工作基本都與中國有關。像我所教過的1975級的朝鮮學生金成男，回國后不久就擔任了國家最高領導人金日成主席的隨身翻譯，上世紀80年代起我們經常能在電視里見到他。從媒體了解到，他后來升任為朝鮮勞動黨中央國際部副部長。金成男在北大學習期間，虛心好學，刻苦用功，并勤于思考，他的學習成績總是名列前茅。越南1975級（1978年畢業）18位本科生中，有3位曾先后出任越南駐華使館、越南駐香港辦事處的教育參贊，有3位分別出任越南教育部、商業部、外交部的高職。另有多位是自己開公司成了老總，主要從事越中貿易。新加坡上世紀90年代來我們中文系學習的本科生，有多位在新加坡教育部門工作，其中一位任新加坡駐華使館教育參贊。而絕大多數留學生學成回國后，成了中文教育的骨干，大多已經是中文教授或副教授，甚至成了大學中文學科的執掌者。他們肩負起了教授中文的重任，為國家培養一批又一批中文人才，并讓越來越多的青年學生成為中文的愛好者、學習者。

　　然而，他們并不因為成了高官，成了老總，成了中文學科的教授或執掌者就忘了北大母校，就忘了自己的師友；恰恰相反，他們時時回顧著北大的學生生涯，時時懷念著北大，懷念著北大的師友。這里我不妨說幾件我親身經歷的事。1975級越南班的裴仲云在21世紀初出任越南駐華使館教育參贊，他來北京后就親自登門來看望我們，而后來他出任越南教育部要職后，經常來北京訪問。雖來去匆匆，也常常會在使館，或在機場打個電話來問候。2007年9-10月間，我和我的夫人應邀去河內大學訪問，1975-1978年在北大留學時的越南班同學（共18位），聞訊后就奔走相告，喜悅萬分。他們還為我們制定了周密的游覽計劃，而且每一地都安排好了接送。在他們組織的一次歡迎宴會上（有幾位不是在中文系學習的北大留學生校友也出席了），我們彼此暢敘久別之情，回憶當年在北大生活時一件件難以忘懷的趣事。當年任越南班班長的寧春山，現在是一家做中國生意的公司老總。他一再說：“中國有句古話：‘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你們是我們的老師，我們永遠敬重你們。”席間，大家唱起了《山連山，水連水》和《北京的金山上》等越中兩國歌曲，整個宴會過程氣氛熱烈而融洽。在胡志明市，也是1975級越南班的一位學生阮寶壽，現在已成為一家公司的總裁，他特意召集公司高層領導設宴款待我們，公司職員對他都畢恭畢敬；我們離開胡志明市那天，他到機場為我們送行，身穿體恤衫，在機場親自為我們推行李車。我們深深感受到了他對老師的那種真摯的情誼。其實，不只在越南，我們在日本，在新加坡，在韓國，在泰國，在法國，在挪威，也都受到了在北大留學的校友的熱情接待。他們對北大，對教過他們的老師都有著深深的思念與情誼，對中國都有著深厚的友好之情。從中我深深地體會到，發展留學生教育事業，教授外國學生，幫助他們學習掌握好漢語，實際是在從事一項偉大的無形的橋梁工程——為世界各國建造通向中國的友誼之橋，同時也為我們讓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培養了眾多的國際友好使者。這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北大留學生校友，他們不只學習了中國的漢語言文字，學習了中國的文化，他們也學習了北大的學風和學術精神，他們了解中國，宣傳中國，宣傳北大，成了從事各種與中國、與北大有關的友好活動的中堅力量。

　　數十年的漢語研究和留學生教育使我認識到，留學生來華學習，掌握漢語是第一位的，這是他們認識和了解中國博大悠遠的文化最重要的一把鑰匙。而留學生來華教育60多年，也直接推動了對外漢語教學這門新興學科的成長。近年來，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不斷發展，中國對外漢語教學迎來了新的轉機，這與我國留學生教育的跨越式發展是密不可分的。（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陸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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