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績效工資改革被指搞平均激勵機制被虛化

發布時間:2015-05-18 11:4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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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工資體制的激勵效果在實際操作中未能發揮出來，薪酬發放的平均主義傾向普遍存在。

　　教師績效工資改革被指搞平均激勵機制被虛化

　　績效工資體制的激勵效果在實際操作中未能發揮出來，薪酬發放的平均主義傾向普遍存在

　　改革使公辦教師與公務員(課程)之間以及公辦教師群體內部的工資收入差距逐步縮小，優質師資收入明顯下降

　　改革后學校的經費支配自主權普遍下降，教師收入的調節能力和激勵機制的設計能力被削弱

　　自2008年以來，伴隨著義務教育免費政策在城市和農村的全面實施，中央推行了教師績效工資制度改革，對教師的津補貼制度進行了規范，同時提高了公辦教師（特別是義務教育階段的教師）的工資待遇。

　　盡管這次改革對于規范基礎教育階段教師工資的標準、水平和結構產生了顯著作用，但其局限性也比較明顯。近年來，我和同事調研浙江、湖北、甘肅等十余省后發現：新體制建立6年間，一直無法建立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教師的基本工資標準至2014年始終沒有提高，教師工資收入的增長主要是依靠地方政府自行提高績效工資和津補貼水平。并且，績效工資體制的激勵效果在實際操作中未能發揮出來，薪酬發放的平均主義傾向普遍存在。

　　優秀教師收入為何下降

　　在分級辦學的時代，許多義務教育階段的學校都采取了各種與教師收入水平掛鉤的獎懲措施。這些獎懲措施的資金來源往往是學校的各種收費收入，而收費的水平取決于學校的辦學質量。

　　即便是農村學校也不例外。當時，一些教學表現優秀的農村學校可以通過招收大量擇校生來獲取事業性收入，于是，第一線教學骨干教師的津補貼和獎金收入可能會顯著高于基本工資收入。比如，2000年時湖北某縣一名優秀的農村初中教師骨干各種收入總和可達每月2500元，相當于當時鄉鎮公務員賬面工資的3倍。

　　伴隨著農村稅費體制改革、“以縣為主”以及農村免雜費政策的實施，國家連續多次提高了公務員和教師的基本工資標準，并強化了農村教師工資發放的財力保障機制。改革使公辦教師與公務員之間以及公辦教師群體內部的工資收入差距逐步縮小，然而優質師資的收入卻明顯下降。

　　2008年的改革啟動后，包括高中和中職在內的基礎教育階段學校的收費（或創收）政策都在日漸收緊，各級財政為學校所撥付的公用經費中一般也不容許給教師發放津補貼。與此同時，教師工資收入的城鄉差距被拉平，教師工資與公務員工資之間的硬性掛鉤機制被進一步強化。

　　然而，改革后學校的經費支配自主權卻普遍下降，對于教師收入的調節能力和激勵機制的設計能力嚴重削弱。一旦學校依賴財政撥款來進行獎懲，而撥款總額卻與學校的辦學質量無關，則獎懲制度在教師內部就難以執行了。一個可以觀察的現象是，工資體制越集權，教師群體的攀比效應越強，越難以把財政撥款與教學質量掛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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