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末，15歲的朱夏妮在成都“花季與刀——關于青春、社會與文學的代際交流”文學沙龍舉辦的第二天下午，來到位于成都市西門外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在杜甫草堂后面的唐代遺址前，散文家黃一鸞給朱夏妮畫了一張速寫。黃一鸞看過朱夏妮的小說《初三七班》，對她敘述能力的成熟大加贊賞：“現在那種夸張、粉飾，在多少文本中彌漫。可在她那里，在寫到有驚嘆號的事情的時候，你讀到的是平靜的敘述。”朱夏妮則稱自己的寫作為“冷寫作”。

　　“一種沒有被概念化的生活進入00后寫作”

　　2014年3月，南方周末發表了以朱夏妮為采訪對象的特稿《扼殺一個小詩人——一個中學生家庭的教育之困》，在網絡上引起熱議。美國《世界日報》全文轉載，隨后梁文道在鳳凰衛視讀書欄目“開卷八分鐘”對朱夏妮的詩集《初二七班》作了選讀和評介。一時， “朱夏妮現象”在華人世界成為廣泛的談資和媒體評論的話題。2015年1月，朱夏妮的小說《初三七班》由東方出版社出版，這個“00后”女孩再次吸引了輿論的視線。

　　不久前在北京三聯書店舉辦的“復雜社會與青春寫作”文學沙龍上，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李敬澤、德國波恩大學教授顧彬、作家梁鴻等重量級文學批評家，對中學生朱夏妮的寫作進行研討，提出了許多值得當前文學界和教育界思考的見解。

　　大家對以朱夏妮為標志的“00后”寫作的登場感嘆不已。梁鴻在讀了朱夏妮《初二七班》和《初三七班》這兩本書后非常震驚：“因為以前感覺‘00后’是孩子，沒有想到他們真的寫作了，而一般的涂鴉和寫作不一樣。”

　　“她的詩歌沒有寫大的時代，就寫哪一天上晚自習，哪一天被老師罰，就寫一個孩子成長中的內心感受。”梁鴻說，我讀了以后感覺像微風慢慢吹著，去體會這樣一個年輕的生命所體驗的每一種情感，每一個時刻。這個時刻很容易被忽略，但它又是非常重要的時刻，是我們復雜社會的一部分。“我們說復雜社會的時候總把它歸結為一個波濤洶涌的大時代，其實每一個人都是時代。”梁鴻說。

　　梁鴻發現，小說《初三七班》中寫的，就是一個孩子每天經歷著的事情，沒有撕心裂肺，也沒有特別的痛苦，只是由個人經驗折射出教育制度對人的影響。

　　李敬澤也有同感。他并沒覺得朱夏妮像報道中寫的那樣苦大仇深，他從朱夏妮的書中看到的是一個孩子自己的感受，是一種沒有被概念化的生活，一個沒有被概念化的校園。讓李敬澤印象深刻的，不是她的叛逆和反抗，而是少年的生機勃勃，是依然保持的敏感和靈動，是成人所不能接近、不能窺探，也很難觸摸的內心生活。

　　“小說講故事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2014年8月，朱夏妮選擇到美國讀高中，在那里寫的詩有了很大變化，14歲的朱夏妮在那里感到了孤獨，她說她的寫作需要調整，她現在更關注那里多元文化背景下不同種族的同學之間的微妙關系。關于留學生活，她在上海一家報紙開設了專欄“我在美國讀高中”。

　　在成都的沙龍上，談到朱夏妮的詩，詩人、散文家蔣藍提到朱夏妮喜歡的一個詩人特朗斯特羅姆。在這位詩人還沒有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蔣藍就仔細讀了其中文文本，特朗斯特羅姆有一個特點是冷峻、節制。“這個特點在朱夏妮的文本里面已經得到了呈現。她沒有大起大落的感情描述，這在少年文本里極其罕見。”蔣藍說。

　　梁鴻表示，《初三七班》作為小說，寫得非常隨意、散淡，娓娓道來。“《初三七班》是一種非常散文化的小說，看起來比較散漫，沒有大的情節，但是也許它本身是一種形態，沒有大的戲劇沖突，也沒有特別強的故事性，但是你愿意讀下去，有非常鮮活的生命的感受在里面。”梁鴻說。

　　顧彬則認為梁鴻談到兩句非常重要的話，“朱夏妮的小說沒有大的情節，是，當代文學如果是好的，不可能還會有情節，如果有情節的話，我懷疑它是好的文學。另外，粱女士說，朱夏妮的小說沒有故事性，就是這樣，好的當代文學不應該還會講故事，講故事的時代過去了，因為我們生活在城市，每天報紙、媒體給我們散布出來的故事我們沒有辦法讀完。”

　　對于《初三七班》的散文化筆法，6月7日，在東方歷史沙龍第51期——“我們如何記錄青春”廣州學而優書店的文學沙龍上，雜文家鄢烈山說讀《初三七班》讓他想起了蕭紅的《呼蘭河傳》，它們都屬于“自傳性的散文化紀實小說”。“我是從‘記錄’的角度來看這部小說的。這是一種心靈感受的記錄，既有生活場景也有自己的情感。朱夏妮這本小說是紀實性的，它的主線和背景就是她自己的初中生活，她記下自己認為有意思的校園生活片斷。這讓我想起蕭紅的代表作《呼蘭河傳》，她寫呼蘭縣城的生活，當地的風土人情，比如縣城的十字街，各種店鋪，爛泥坑，人們看戲、放河燈等；然后回憶一些自己的生活經歷，比如祖父帶她在園子里玩。有生活場景，沒有多少故事情節，很散文化。”

　　“她的詩句像雨滴打在身上一樣美好”

　　李敬澤表示很喜歡朱夏妮的詩：“我覺得好處在于它不像一個詩人寫的詩，不像我們所想象的詩人寫的詩。某種程度上講，特別是現代以來我們已經把寫詩變成了過度專業化、需要巨大的知識準備和技術準備才能夠從事的一門職業。在這個意義上，我還是愿意回到我們的詩的源頭——《詩經》。”

　　《詩經》中的詩，就是把一個人心里覺得好的感覺，用最準確、最直接的語言表達出來。而今天一個詩人說話的時候，你感覺他身后有一百多個詩人在教他怎么說。李敬澤認為《初二七班》的好處就在于它不是專業化的詩，它的語言、感覺，讓他重新找到那樣一種陽光照耀下，語言和事物核心的透明的關系。“這是特別美好的一件事，我不敢說它是多么好的詩，但憑著我作為一個讀者的直覺，我愿意讀這樣的詩，因為我和這些詩之間沒有障礙，我能馬上感覺這樣一個孩子眼中的世界，她心中的喜悅、驚奇、哀愁、痛苦，都如此準確和直接，像雨滴打在身上一樣，落在我的眼里，這是非常美好的感覺”。

　　作家張煒在讀了《初三七班》后寫道：“這是中國最現代最青春的文學書寫。隨處都是意趣，都是這個剛剛出生的怪異世界的氣息。”

　　對于自己的寫作，朱夏妮有著清醒的認知，除了特朗斯特羅姆式的冷峻、節制，寫作對她來說，是一種必需的生命呼吸：不寫詩就會哭。

　　朱夏妮出生在烏魯木齊，她喜歡到大草原和沙漠去體驗。后來到了廣州，她從四年級開始寫詩，詩中充滿了對新疆童年的回憶。上了中學，學業壓力增加了痛苦，她的詩歌也改變了，受詩人王小妮《上課記》的啟發，她的詩歌轉向身邊的校園生活現實。寫作對朱夏妮來說，已經處于習以為常的日常狀態，除了杜甫草堂尚未游覽結束便現場寫了一首詩外，在來往于廣州、北京、成都的沙龍現場間隙，她把自己對嘉賓的觀察用詩歌表達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