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高考結束，升學率便成了街談巷議的焦點。但升學率高的學校對此卻非常謹慎，每提及此事，往往先把功課以外所開展的活動，作為“素質教育”鋪陳一番，最后才將今年考上多少人、比率多高，輕描淡寫說上幾句。升學率高，學生高興，家長滿意，社會美譽度高，學校有成就感，為何不能理直氣壯說話？原因是生怕戴上“應試教育、單純追求升學率”的帽子。這種現象令人費解。

　　升學率是學校教育成果的展示，也是評價辦學水平的重要指標之一。這種定位，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那時若學校高考成績過差，校長要被問責，甚至影響到崗位的去留。1977年恢復高考，舉國歡騰，因為它激活了板結的社會結構，解放了人，為平民子弟打通了向上流動的渠道。百姓說，“這公平，考不上俺沒說的。”

　　高考為國家選拔了眾多人才，改變了千千萬萬人和家庭的命運。年復一年，那些高升學率學校聲譽鵲起，風光無限，前來取經問道者，絡繹不絕。一些地方的縣、鄉政府和村子，還對考取名校的學生進行獎勵，以鼓勵眾多學子勤學上進。升學被百姓譽為“民心工程”。

　　然而從上世紀末起，幾個享有話語權的教育“理論家”對高升學率學校所取得的業績非但不予認可，反而給它扣上“應試教育、單純追求升學率”的帽子加以批評，復經媒體推波助瀾，以至于聳動視聽，三人成虎。

　　幾年前，某縣縣政府出臺了《進一步提高教學質量的意見》，對中考優秀生在全市的排名和高考本科進線人數提出了具體要求。《意見》一經傳達，各校熱情很高，積極回應。孰料卻受到高層主管領導的批評。理由：應試教育，單純追求升學率。主流傳媒對升學率的質疑，使高升學率學校頭上的光環日漸暗淡，風光不再。廣大教師憤然：“欲加之罪！”

　　教育是關乎國家發展進步具有戰略意義的事業。為了不辱使命，不少學校只好悄悄地勤奮耕耘，以免遭受指摘，雖“天下桃李多出其門”，然談及升學率，卻出言謹慎，生怕惹出麻煩。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怪現象。做好事，居然還要偷偷摸摸？

　　恕我愚鈍，累年思考竟不能悟出些許道理來。如果一所學校對升學率無目標、無追求、無措施，處于麻木狀態，正常嗎？對絕大多數農村孩子而言，教育的意義何在呢？現階段的農村孩子，考上大學仍然是他們改變命運的主要途徑。盡管伴隨改革進程，大學擴招后不再是精英教育，就業多元了，但考不上好大學的寒門子弟，鑒于政治資源與經濟實力處于弱勢，其命運不外乎做一個打工仔。當他們讀了多年書后，生存能力沒有增強、生活環境無多改善時，當選拔仍然是高考的基本屬性時，怎么可能讓學校、學生、家長忽視升學率呢？

　　“應試教育”作為教育理念，是為了否定高升學率而假想的批評靶子。其核心是：考試就是教育的一切。這是真的嗎？“應試教育”的提出，一開始業界就認為缺乏足夠的論據支撐，邏輯混亂，是一個偽命題。考試古已有之，現在更普遍。選拔公務員、企業招聘員工、技能培訓、甚至去黨校短期進修等等，均需考試，唯方法有別耳。考試是一種督促措施，是對學習效果的檢驗，也是一種選拔方式，怎么一考試就成“應試教育”了？其實，考試不是一種教育分類，也不是一種教育模式，更不是一種教育內容，而是教育過程中的常規環節。它在學校教育中是再平常不過的事。一個孩子從小學到高中畢業，沒參加過考試，是不可想象的。

　　一般說來，應試能力越強的考生，綜合素質越高。要不，國家何以提出“辦好教育事業，提高民族素質”？高升學率與素質教育歷來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

　　多年的教學實踐讓我深切體會到，高升學率是素質教育中耀眼的奇葩，是學校業績展示的重頭戲，是《校志》中閃光的書頁，是同仁引為自豪的經歷，也是各界仰望品評的“風景”。升學率還是中學教育“拼圖”中的重要一塊。雖然不能說僅升學率高就是辦學水平高，但離開了這一塊，辦學水平更難說清。信譽將在“難說清”中趨于式微。提高升學率又是教師重要的職業責任、教師的榮譽，賴此而升，舍此而降。

　　對于一切從關愛學生出發，在不違背教育規律、規則的情況下追求升學率的學校，政府應給予贊許、鼓勵，讓追求成為名正言順。高升學率學校談及此事，何妨言之侃侃，更不必羞羞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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