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涉外法律人才專門化培養模式的核心環節

　　身處轉型期放眼看世界的中國需要精英法律人才，“他們是社會變革的領導者和引領者。他們不僅要通曉中西文化，還要具備國際視野，具有較高的綜合素質。……在知識方面，既要了解和掌握我國的文化和法治狀況，又要了解西方的文化和法律傳統；在能力方面，既要有研究和解決國內法律問題的能力，又要有在國際大背景下參與或處理事務的能力”[3]。涉外法律人才培養由于需要集中多專業、多知識的教學資源；需要聚集理論和實踐界等多領域師資；需要應用語言訓練等專門設備，使其培養的成本必然高出一般規格法律人才的標準，而且很難大范圍展開。因此，涉外法律人才培養必定是精英式的人才培養模式。從培養專門人才的角度，涉外法律人才只能在大型院系的實驗班和專門培養基地的院所中開展，而無法以大眾教育的模式量化。如果說在大型法學院中涉外法律人才培養的“實驗班”是種錦上添花，那么“專門店”模式涉外人才類型的培養則是部分走“專門化”路線法學院的生命線。對于這些法學院而言，其專門化培養優勢在于能夠最大限度地集中整合一個法學院乃至一所高校所有可用資源，并將其全部投入于涉外法律人才培養一域。

　　1. 統一的人才培養規格定位

　　對于以培養涉外法律人才為己任的法學院而言，人才培養的專門化定位，是法學院的整體追求。從學院的領導層到教師、管理人員和學生，都受到這種人才培養理念的強烈影響。高度的觀念認同感使整個學院的教學研究與管理活動全部圍繞涉外法律人才培養這一核心目標展開。領導層對于涉外法律人才培養進行宏觀規劃和總體推進。各學科教師據此調整教學內容和教法，使教學活動中的各個環節都向這個方向靠攏。共同的目標引導教師和學生集中到一些問題上來：如專業外語能力、比較法方法的應用、外國法素材的添加和對國際規則的關注等問題。在這一過程中，教學主體和對象產生積極的良性相動，共同改良和完善教學環節，以促成這一目標的實現。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的教學活動中，外向型人才培養理念的導向性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學生們想要學習那些有助于從事涉外法律服務的知識和經驗，教師們也積極幫助和引導學生走向其理想的目標。就研究活動而言，外向型教學與大量海外交流極大提高了教研人員的國際視野、全球比較和研究涉外問題的能力，同時也吸引了那些有興趣于此類問題的碩士研究生進一步深入學習。而在管理方面，頻繁的對外交流、外籍教師和學生管理都使行政管理團隊能夠適應國際化工作氛圍和方式，外籍教師和學生能夠與管理人員無障礙交流。

　　在集中、一致的人才培養理念的吸引之下，校方相關可用資源可以有針對性地匹配到法學院。就北外法學院辦學的經驗來看，北京外國語大學為人文學科的培養建立了專門英語教學機構：“專門用途英語學院”，其中一支教師團隊集中于法科的專門用途英語教學。北外的多語種資源也聚攏在法學院周圍，為法學院提供多語種復合型人才儲備等便利，跨院系保送、雙學位教育、多語種國際交流項目均使北外涉外法律人才培養獲益匪淺。從辦學的社會效果來看，如同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總會尋找“專業廠商”一樣，需要涉外法律人才的客戶們會聚集到這些“專營店”里來。最高法院、商務部、國資委、農業部、外國使領館、跨國律師事務所、知識產權公司均與北外法學院開展過或正在開展涉外法律研究項目、人才支持計劃和大型活動組織等多種形式的合作。

　　2. 專門化的課程設置

　　專門化人才需要專門化的知識結構，專門化的知識結構需要專門化的課程設置體系。對于專門類型人才培養而言，其知識結構是培養方案中的課程與學分設計所奠定的。固守傳統課程體系和學分設計是無法實現特殊類型人才培養目標的。基于此種認識，在涉外法律人才培養方面開始早期探索的法學院都已經在滿足最基本的國內法律人才培養“核心課”體系基礎上開發出了一套專門的課程體系。如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1+4”課程體系、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的“五大模塊”課程體系、臺灣東吳大學的五年制本科教學方案，即4年臺灣法學習+1年英美法學學習、英美法小班教學模式等。這些課程設置和學分設計經由不斷的改良與磨合日趨成熟，但仍然存在一些矛盾關系需要精研，如：法律專門外語教學與傳統基礎英語教學的關系、外語教學與法學專業教學時間與思維方式的沖突、傳統法學院課程設置與涉外方向性課程的沖突等等。即使是有了相對成熟的課程體系，其教師匹配、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上的細節仍是決定人才培養成敗的關鍵。這些具體問題需要更加精細的考量和更加慎重的改進。當然，專門針對涉外法律人才培養的課程體系可以是多元形態的，可以根據各自院所的實際情況來安排，沒有一個統一的模板。

　　3. 合作辦學與中外法學教育“對接”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辦學條例》的相關規定：中外合作辦學通常是指外國教育機構同中國教育機構在中國境內合作舉辦的以中國公民為主要招生對象的教育機構。一種是非學歷教育項目，由學校自己組織入學考試錄取，在中方學校修得相應學分后，通過語言考試后再被合作學校錄取，畢業后獲得外方學校頒發的文憑；一種是學歷教育項目，必須通過統招考試，填報志愿，畢業后分別獲得中外雙方學校頒發的文憑。中外合作辦學的具體組織形式，一種是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如：寧波諾丁漢大學等大學）、一種是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如：北京工業大學與美國新澤西理工大學工程管理理學碩士）等。

　　由于法學學科固有的知識本土化和職業資格的國家標準差異，經由一般語言考試獲得外國法學院的入學資格相對困難。絕大多數的法學院均要求學生具有本土的法學學歷抑或通過專門的法學院入學考試。所以，法學教育中外合作辦學的發展相對不足。目前，中國政法大學中歐法學院是迄今為止唯一獲教育部批準的“中外合作辦學”的法學院。學院目前國際化培養項目包括：中國政法大學法學碩士/法律碩士和漢堡大學“歐洲-國際法碩士”雙學位（雙碩士）、“歐洲-國際法碩士/法學博士”項目。另有地方院校的實踐，如廣西大學法學院法學專業“2+3本科人才培養模式”，即2年不分專業不經高考的中加國際學院學習加上3年分流到法學院學習。合作辦學作為長期、制度性涉外人才培養手段，其優勢在于能夠充分而有規劃地利用中外法學教育資源，使學生能夠直接獲得海外留學機會。但合作辦學由于審批條件和程序問題，特別是學歷教育項目無法作為常規模式加以推廣。同時，中外合作辦學所帶來的中外教育機構溝通和融合問題仍然有待進一步解決。

　　為突破法學教育中外合作的瓶頸，北外法學院嘗試探索一種新的“中外對接”模式。這種“對接”既包括學程的對接，也包括具體教學活動的對接。在學程“對接”方面，通過大學和院系合作，已有美國UC Hastings等多所法學院為北外法學院畢業生提供海外留學的“綠色通道”。“綠色通道”的具體措施包括承認北外法學院的英美法學分、縮減在美學程和免LSAT考試直通J.D.、由LL.M項目直升J.D. 項目等。這些舉措使學生將本土法學教育與海外法學教育更加順暢地進行對接，極大便利了本土人才走向海外。另外，北外法學院的海外遠程教學系統已經投入使用，部分海外合作法學院通過遠程教育系統能夠實現美國學生與中國學生同步授課，這種“教學綠色通道”也提升了教學環境的國際化程度，高效而經濟地利用了海外法學教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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