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產生這樣的顧慮,是因為在彰顯選擇性理念的高考改革中,長期習慣于按部就班的學校將會面臨硬件和軟件雙重缺失的考驗。在報道中,記者就發現不少高中對“教師配置”、“課程調整”、“共用教室不足”等深感頭痛。如果說教室等設施問題可以通過增加教育投入加以克服的話,師資、課程等軟件問題解決起來卻尤為不易。首先,打破校籍,讓教師真正流動起來,就很有難度。即使實現了,一旦整個地區的學生都傾向性地選擇某一門或幾門課,又該如何應對呢?更關鍵的是,高考這柄達摩克利斯之劍依然高懸,固定的行政班比選課走班在管理和教學方面都更具優勢,對于大多數習慣于行政班班主任全權負責的中學而言,要想短時間內轉變思路,配套有效的管理措施,難度也很大。
此外,很多習慣于包辦的“中國式家長”也會橫加干涉孩子的選擇,而就孩子本身而言,敢不敢選、會不會選也是一個大問題。對于大多數從小習慣于“被安排”的學生而言,一旦面對真正的自主選擇,很可能茫然失措、無所適從,而這絕不是靠幾節職業規劃課就能妥善解決的。
綜觀歷史,大凡成功的改革,除了正確的方向、理念外,還必須要有契合實際情形的詳細舉措,并在斗爭與妥協中漸進推行。這一輪“大刀闊斧”的高考改革,如果罔顧諸多現實問題,只用行政手段強行推進,恐怕只能適得其反。我們必須看到,西方發達國家選擇性教育的落實,是經過幾百年自然演化的產物,需要社會觀念等方方面面的跟進和轉變,不能急功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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