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州的很多中小學學校中,男女老師比例一般為2:8,少數師資性別比例相對平衡的學校,能達到4:6,但也有學校甚至接近1:9。過去,受一孩生育政策的限制,女教師為了保住工作,只生育一個孩子。理論上講,2016年全面放開二孩政策,的確可能出現育齡年齡以內的適齡女教師,都在政策放開的第一年選擇生育二孩,這樣一來,其所在學校將出現顯著的師資缺額,不排除相當多數班級“沒有老師上課”變成現實。
據了解,廣州的這些學校之中,適齡女教師均有生育二孩的意愿。這個意愿顯然是真實存在的。但在此前,國家計生主管部門在單獨二孩政策頒布前開展的生育意愿調研,與該政策頒布后實際增加生育數量形成了鮮明反差,表明二孩生育意愿轉化為生育行為,還面臨育兒成本過高、育兒預期壓力過大等諸多障礙。全面二孩政策頒布時,國內各地媒體也都開展過相應的深入調查報道,了解到相當多數城鄉居民普遍存在“想生(二孩)而不敢生”的心態。盡管,國家計生主管部門表態將對此頒行激勵和保障政策,但與民眾愿望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可以認為,全面二孩政策的實際轉化率短期內不會出現爆發式增長。
廣州的中小學,以及部分高校之中,有生育二孩意愿的適齡女教師,究竟會有多少選擇生育二孩,又有多少會在2016年、2017年生下第二個孩子,目前尚難判定。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適齡女教師的二孩生育意愿,不會全部轉化,住房、育兒成本、工作壓力導致的難以兼顧對兩個孩子的養育照顧等顧慮,都將顯著對沖二孩生育意愿。
二孩生育意愿的轉化率難以確定,難以做出一個相對確切的評估,這實際上意味著更高的不確定性,學校校長也好,教育部門也好,抑或學生家長,都會感到不知所措。依照國家法律,用人單位和主管部門都不能干預合法生育,但“可能會生”成為前提,學校和教育部門該如何填補不確定缺額人數、缺額周期的中小學教學崗位呢?
依照適齡女教師人數引進補充師資,這就將全面二孩政策對學校教學管理的影響降到最低,但如果適齡女教師的生育意愿轉化率很低,就意味著學校因此多出了很多教師,縱然因此降低了每名教師的工作壓力,卻會因為影響個人績效和收入而引發抵制。
反過來,如果補充師資引進較少,或根本不增加引進師資(由其他在崗教師代班),如果某所、部分學校的適齡女教師的生意意愿轉化率很高,且重疊在這兩年,維持現有的教學管理秩序就將變得十分困難,代班教師的壓力也會很大。
筆者認為,適齡女教師“可能會生”前提下,學校和教育部門要應對帶有較強不確定性的師資缺額問題,應當做好兩手準備。一方面,要根據各校現有師資配備,特別是每名教師的實際工作負擔情況,兼顧未來趨向于小班教學、互聯網平臺“慕課”等因素,為本已面臨師資緊張的學校增加教師編制。
另一方面,可以采納執信中學校長何勇有關建立教師(后備)庫的建議,在此基礎上給予改進。建立以各區為單位的教師后備庫,吸引符合條件的退休教師、新畢業大學生加入,利用互聯網“慕課”等平臺對后備教師進行知識更新、教法提升等培訓,使之能夠滿足各校師資缺額的代班需求——即便各校師資缺額人數少于預期(教師后備庫人數多于實際需求),也可讓符合要求的后備教師參與“慕課”課程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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