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審中，被告經開區教文體局辯稱，按照居民身份證相關規定，有關單位在履行職責或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居民身份證上的公民個人信息，應當予以保密，如果泄露此信息，應當受到處罰。而《未成年人保護法》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個人隱私。《刑法修正案（七）》規定，國家機關或單位工作人員違反國家規定，將本單位在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給他人，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對此，法律人士認為，被告引用的對居民身份證和《未成年人保護法》的相關規定，從而不予公開新生入學信息，是對法律的誤解。這兩部法律是不允許泄露個人信息用來牟利，并不是說任何時候都不能公開個人信息。只要不是牟利，在一定范圍內公開有關信息是可行的。進一步講，以涉及個人隱私為由，拒絕公開公辦學生的入學信息是一種錯誤做法，也是對公平、正義的踐踏。現在一些公辦學校招生時，經常稱公檢法、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一些特殊群體可以監督招生，這些人可以查閱學生信息，就不怕個人隱私泄露了？為什么就怕普通公民泄露學生的隱私？公開公辦學校的學生入學信息，恰恰是為了維護更多學生的權利，從法律角度講沒有任何問題。

　　眾所周知，教育、供水、供電、供氣、供熱、環保、醫療衛生、計劃生育、公共交通等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公共企事業單位在提供社會公共服務過程中也制作、獲取了大量的社會公共信息。公開這些與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社會公共信息，有利于更好地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獲取信息、利用信息的合法權益。為此，《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也將這部分公共企事業單位作為信息公開的主體，納入調整范圍。同時考慮到這些公共企事業單位不是行政機關，條例特別規定，上述單位應當參照本條例，公開其在提供社會公共服務過程中制作、獲取的信息。

　　國內外的實踐表明，政府信息公開對于推進民主法治建設和促進反腐倡廉工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一則可以使公職部門的職責權限、辦事程序、辦事結果、監督方式等均為廣大人民群眾廣泛知曉，有利于規范行政權力的正確行使，確保行政權力不被濫用，實現依法行政；二則有利于加強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設，從制度上遏制和預防腐敗，避免行政行為的暗箱操作，填補權力運行機制中的漏洞，減少腐敗行為發生的機會；三則有利于強化社會監督，拓寬人民群眾參與社會經濟事務管理的渠道，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提高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廉潔奉公的自覺性；四則有利于行政機關更好地做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聚民意、集民智、凝民心，不斷提高行政水平和工作效率，轉變政府職能，加強機關作風建設，進一步弘揚為人民服務的基本宗旨。

　　可是，現實生活中，公職部門不愿公開群眾關注的政府信息，申請公開政府信息的群眾處處碰壁、吃閉門羹，此類現象非常普遍。能夠走上行政訴訟之路，百折不撓，鍥而不舍，不給個說法誓不罷休，“秋菊打官司”者，還是極少數，稱得上鳳毛麟角。這一方面說明大多數人的維權意識亟待提高，另一方面也表明，公職部門的依法行政水平依然不高。

　　國家層面，對政府信息公開既有法律規定，也有措施不斷推進。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9月12日發布政府信息公開十大案例，都具有標桿意義。與本案相似的是十大案例之四“楊政權訴山東省肥城市房產管理局案”，2013年3月，山東肥城市的楊先生向該市房產管理局申請公開所有享受經適房、廉租房人員的信息，包括戶籍、家庭人均收入和家庭人均居住面積等未果，于是提起行政訴訟。一審法院以涉及公民個人隱私為由駁回了楊先生的訴訟請求。但泰安市中院二審認為，當涉及公眾利益的知情權和監督權與一定范圍內的個人隱私相沖突時，應首先考量公共利益，優先保護較大利益的知情權、監督權，相關政府信息的公開不應也不必以權利人的同意為前提。最終，一審判決被撤銷。本案二審判決確立的個人隱私與涉及公共利益的知情權相沖突時的處理原則，符合法律規定，極有參考價值。顯然，鄭州市民訴諸法律獲得朝鳳路小學信息公開一事，與此有很多相似之處，不公開新生入學信息，就可能產生腐敗，市民就有可能被蒙蔽，公共資源和公眾利益就會被糟踐。

　　不得不提的是，法律人士認為鄭州市民打的這場公益官司“很有意義”，對公辦學校的招生“很有啟迪”。是的，就政府信息而言，不論是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切身利益，還是需要社會公眾廣泛知曉或者參與，都是應當公開的不二之選，也是依法行政的“底線”，不可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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